德国仍在追踪最后在世的纳粹罪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八十年之后，对于日益年迈的纳粹罪犯而言，司法追诉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那么，德国本可以做得更多吗？

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曾于1942至1944年担任盖世太保在法国里昂的负责人，因其极端残忍的行为被称作“里昂屠夫”。库尔特·利施卡（Kurt Lischka）和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则参与了将76,0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11,400名儿童）从法国驱逐到灭绝营。这三人只是众多被知名纳粹猎人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Serge Klarsfeld）及其妻子贝亚特（Beate Klarsfeld）追捕归案的战犯代表。

这对夫妻毕生致力于追踪并确保纳粹罪犯接受审判，但仍有大量犯下严重暴行的纳粹罪犯却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生。

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本人是一位律师，同时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描述了他们的调查策略：“我们只追踪那些对大量犹太人的命运做出决策的罪犯，只追捕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领导人物。我们自1971年至1983年，经过12年的艰苦斗争，最终促使巴比被捕，这让我们在法国获得极大声誉。”

巴比在玻利维亚被发现逮捕的消息也在德国引发巨大关注。此前数十年间，德国对大屠杀罪行的追究仅限于少数高级官员。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因追捕纳粹的贡献，后来于2015年获得德国联邦共和国功绩勋章。2024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柏林向二人颁发了法国最高荣誉勋章。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的努力也促使德国议会在1979年7月3日做出了历史性决定：经过近20年的辩论，德国联邦议院通过法案规定谋杀和种族灭绝罪行不再适用追诉时效。

克拉斯菲尔德表示：“如果德国人早在1954年就通过这项法律，那么成千上万的纳粹罪犯都可能被检察官审查并最终送上法庭。但当时许多法官本身就是纳粹党员，他们会对罪犯从宽处理。”

近年来，一些纳粹罪犯仍然期望获得宽大处理，比如今年1月去世、享年99岁的伊尔姆加德·弗尔希纳（Irmgard Furchner）。这位前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秘书于2022年被判协助超过一万起谋杀罪成立。

提起诉讼的是高级检察官托马斯·威尔（Thomas Will）。他过去五年一直领导位于路德维希堡的德国联邦各州司法机关纳粹罪行调查中心办公室。他告诉德国之声：“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追踪能够被送上法庭的嫌犯。我们仍在调查集中营的相关人员，每个集中营都有很多可能还在世但尚未找到的人。”不过，他也承认，现实情况是，“只有出生于1925至1927年或1928年的人才有可能仍然存活且被起诉。”

目前，一名100岁的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警卫正在哈瑙地区法院接受审判，被指控协助谋杀3300多人。在二战结束80年后追踪这些纳粹罪犯，对于威尔和他的团队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找到完整的个人资料，包括确切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个名字，比如‘卡尔·米勒’（Karl Müller），而没有其他信息，要找到他根本是不可能的，”威尔表示。

威尔所在的调查中心自1958年12月1日成立以来，已积累了大约178万张涉及个人和犯罪地点的索引卡片，并在全德范围内发起了近19,000起调查程序。由于许多纳粹罪犯移居国外，他们的调查也依靠申根信息系统和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但是，对年过百岁的纳粹罪犯继续展开诉讼到底还有多少意义？威尔的答案很明确：“判决本身极为重要，即使来得晚，也有其意义，因为这代表了司法对犯罪和罪责的明确认定，对受害者家属来说意义重大。”

威尔批评战后德国对纳粹罪犯的定罪太少。他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刑法并非专门用来追诉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罪行。另外，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应区分承担全部责任的主犯和被视为“误入歧途”的普通纳粹成员。

威尔认为：“首先是社会条件需要改变，但毫无疑问，即使如此，仍然有可能并且应该有更多的纳粹罪犯受到法律惩处。这也正是为什么理解我们调查中心的工作及所积累的文件如此重要，这反映了战后德国社会是如何面对自身的纳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