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德国人在天津这样生活

 　　城市快报   作者：肖明舒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天津，是全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相比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租界，德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较短，只有22年。虽然时间短暂，但在天津，无论是当年德租界保存下来的建筑，还是它在老照片中显现的影像，都无法磨灭其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印记。

　　英国博尔顿大学古旧影像在读博士生王溪，多年来致力于老照片的收藏与研究工作。他的藏品中有不少关于天津的老照片，其中最精美的是一套德军在天津德租界的影像集。这本影像集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德军官兵在天津的留影、德租界著名的“卢德兰雕像”的建造和落成过程，以及德租界市民生活等诸多方面，成为当年天津德租界的珍贵历史记录。

　　影像集的拍摄年代为1901年到1908年之间，没有署名。王溪通过其本身的精美程度、照片内容，再对比同时期其他士兵、军官影像集的装裱方式推测，当年影像集的主人应该是一名常驻天津的德军将领

　　据王溪介绍，这套德租界私人影像集是他2010年从海外购得，内存照片66张。十分难得的是，虽然历经百余年风雨，相册中的所有相片均清晰而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本影像集的拍摄年代为1901年到1908年之间，影像集没有署名，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它最初的主人是谁。王溪通过其本身的精美程度、照片内容，再对比同时期其他士兵、军官影像集的装裱方式推测，当年影像集的主人应该是一名常驻天津的德军将领，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拍摄很多照片并集合成一本精美的影像集，“照片透露的信息显示，这位德军将领会雇照相馆的师傅来拍照，因为当时照相馆为客户制作照片之后，会将照片附在印有照相馆标识的硬纸板之上。在影像集中，找到了7张影像粘贴在标有‘英昌’照相馆的卡纸之上。”

　　据文史研究者张诚介绍，当年天津确有一家名为“英昌”的照相馆，位于大沽路朱家胡同，此地现已不存。

　　事实上，王溪收藏的这本影像集是众多流传海外的天津影像集的一本。作为较早成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城市，天津也是长江以北地区最早拥有照相技术的城市。这些记录天津的影像在中国摄影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1855年，法国传教士为天津带入了盐纸照片制作技术。相比日后的蛋白照片，这种盐纸照片存世量相当少，由于工艺所限，它的影像较为柔和。”19世纪中后期，许多外国摄影师前往北京，天津是必经之地，“比如英国著名的战地摄影师菲利斯·比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他拍摄了英法联军攻打大沽炮台的影像，这是世界上第一组战地新闻摄影影像。”

　　对于老照片藏家来说，无论是拍摄题材的丰富性还是全面记录摄影技术发展进程的完整性，天津的这些旧影像都能给他们很大的惊喜。在这本德租界私人影像集中，有一张洋人在户外打保龄球的照片，“这张照片使用了干板法摄影技术，这种技术使得相机便于拍摄者随身携带，快门速度更快，适于抓拍。在光线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抓拍到户外玩保龄球的瞬间。”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城市的变迁，也成为中国摄影发展的有力见证。

　　卢兰德铜像一建成，便成为当时德租界的地标性建筑，不过好景不长，1918年“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天津市民及英、法各国侨民闻讯，纷纷冲入德租界，用绳索将象征德意志的铜人拽倒

　　在这本私人影像集中，有一些照片内容十分有趣。其中有一张几位德国军人围坐在一间中式房间里的照片，房间内的陈设，诸如八仙桌、太师椅、中国花被子，无不显示着古朴的中国民居特色。房间里的立柜、桌子上摆着的烛台、军人们喝的葡萄酒，却带着明显的西洋风情。

　　看了这张照片，天津风貌建筑专家金彭育说：“这些军人比较年长，大多留着胡子，很显然是军官，配合烛台和这几个人喝酒的情形，感觉这张照片是一次聚会。”同时，他指出这种中西合璧风格，也反映了租界中人们的独特审美与生活情趣。不仅是这张照片体现出这样的风格，

　　金彭育指着另外一张德国军人在户外的合影说：“照片右侧的植物是‘大麦熟’，这种植物耐盐碱、花期长，当年天津广泛种植，照片上的军人围坐的桌子上的容器里，也放着洋酒，又是一个中西文化结合的场景。”

　　除了反映德国军人在租界的生活之外，这本影集比较珍贵的一点，还在于其记录了德租界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卢德兰铜像的竖立过程。这座铜像竖立于1905年，高约10米，坐落位置在今解放南路与浦口道交口，雕刻的人物头戴钢盔，身穿铁甲，手持宝剑和盾牌，霸气十足。

　　当年卢兰德铜像落成之后，中国百姓并不知道是谁的塑像，便将它称为“大铜人儿”。金彭育说：“卢兰德是德国的一位将军，曾因征服法国有功而被德皇封为边疆伯爵。之所以当年在租界竖立此铜像，也有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占领之意。”这座铜像一建成，便成为当时德租界的地标性建筑。不过好景不长，1918年“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天津市民及英、法各国侨民闻讯，纷纷冲入德租界，用绳索将象征德意志的铜人拽倒。

　　一战结束，中国政府正式将德租界收回。尽管在各国租界中，德租界可谓“短命”，但在金彭育的印象里，曾经在此居住过的一些德国人并不会因此淡忘那段岁月。这些年来，他接待过不少曾经在天津德租界居住过的德国“老乡”，他们重新回到德租界，诉说着对过去时光的眷恋与怀念

　　金彭育回忆，大约十年前，他接待过一对德国孪生姐妹。姐妹俩成年后分别在美国和奥地利生活，多年都不曾相见，却因为这次回到天津她们童年时的母校而相聚。这对姐妹于1926年出生于天津，父亲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建筑设计师。20世纪30年代初，两姐妹进入德国侨民学校（今台湾路小学）学习，“她们在上学期间有一张合影，照片中的她俩，一人正脸，一人侧脸，如阳光般灿烂。于是，姐妹俩又摆出当年的姿态照了相，纪念曾经在天津的生活。”

　　这些曾在德租界生活过的德国人故地重游，更加怀念的是当年在天津时的生活细节。金彭育还曾陪同汉堡大学教授石慕宁重访她曾居住过的位于福建路增延胡同的“德国大院”。石慕宁的德国名字是莫尼卡·施提罗，1935年出生在天津的她，一直生活到18岁才随父母回德国。

　　“她能说一口地道的天津话，她说在德国时，特别想吃天津的煎饼果子和茴香馅饺子，她还说夏天时会想念麻酱面的美味。她对我说，小时候妈妈让她去买一毛钱的麻酱，等她回到家时，麻酱少了一半，都被她在路上偷吃掉了。”金彭育说。十几年前，石慕宁重返“德国大院”时，在她曾居住过的公寓里发现了自己少年时使用过的单人床、小圆桌和衣架，触景生情，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份念旧之情让在场的人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