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使忆反思二战

新京报   记者：高美

　　历史不会结束。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持续全年的纪念活动在德国展开，正说明了这一点。德国对二战的反思，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这种全社会认同的反思，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间也经历漫长的过程，一代德国人曾经陷入“集体沉默”，历史曾一度在1933年“结束”。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后，德国才迎来了全社会的反思时代。

　　● 20世纪50年代

　　反思零星进行，历史书不提纳粹

　　柯慕贤说，其外公对希特勒有好感，不愿意相信发生过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当时，不少人认为大屠杀是同盟国的宣传策略。

　　时隔多年，柯慕贤已经不记得当初是怎么和母亲聊到了战争。但他清楚地记得母亲告诉他，上世纪50年代德国的历史书，到1933年纳粹执政就结束了。之后的事情，书上不写，老师不教，人人都闭口不提。

　　“我母亲出生于1942年，主要是在50年代上学。她的历史书上，德国历史只到1933年。”在东直门外大街的德国驻华大使馆，这名汉诺威出生的德国外交官、现在的德国驻华大使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了德国反思二战的话题。

　　他说，母亲的经历并非唯一，而是那个年代普遍的现象。“在那个年代，对于德国大多数家庭来说，谈论二战是一种禁忌。”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大多数城市成为了废墟，战争中近800万德国人死去。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因而很少去反思德国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当时很多德国人不满同盟国对德国提出的“去纳粹化”的要求，甚至不少德国人还觉得纳粹政权时期的生活还不错。

　　德裔美国犹太人米尔顿·迈耶在战后重返德国，与十位纳粹时期的“小人物”——裁缝、木工、教师等共同生活了十年，采访和观察他们的生活。这十位普通人都觉得，1933年纳粹上台到1939年战争爆发前的这一段时光，几乎是他们一生中最舒服的日子：孩子们有夏令营，他们有保险和养老金，工薪阶层也能出国度假。这十位小人物对纳粹时光的留恋，很能说明当时德国人的普遍心态。

　　也有人根本不相信曾经发生过犹太人大屠杀这样的事情。柯慕贤的外祖父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有一次柯慕贤向外公问到这段历史，父母立即喝止住了他。

　　“因为我的外公就对希特勒有好感，他不愿意相信发生过大屠杀这样的事情。”柯慕贤的外公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当时不少德国人还认为，“犹太人大屠杀，那是同盟国的宣传策略。”

　　柯慕贤说,尽管五十年代德国也有零星的反思，但整个社会并没有参与进来。

　　● 20世纪60年代

　　年轻人推进反思，“华沙之跪”震惊世界

　　1968年，一位女记者走到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前，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大喊“纳粹！下台！”基辛格在纳粹时期曾在德国外交部担任要职。

　　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人们对二战闭口不提，遑论反思。反思的大潮，是在六十年代末才来临的。

　　1963年奥斯威辛审判在法兰克福举行，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开始成为公众话题。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想了解，什么是纳粹？什么是大屠杀？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在战争中做了什么？

　　1968年11月7日的一次党派会议上，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突然起身，走到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前，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并大喊“基辛格！纳粹！下台！”

　　这被称为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记耳光。基辛格在纳粹时期曾在德国外交部的广播宣传部门担任要职，并和戈培尔的宣传部多有合作。

　　克拉斯菲尔德说，一名曾在纳粹党内担任高官的人竟然能当上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

　　次年基辛格在大选中败北，社民党的维利·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的新总理。再次年，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自发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 20世纪70年代

　　全社会公开反思，但未占主流

　　“华沙之跪”次年，勃兰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当时48%的德国人认为勃兰特的举动太出格。

　　“华沙之跪”震惊世界，顺应了整个60年代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问，也开启了70年代德国全社会对二战和大屠杀历史公开的讨论和反思。

　　一部讲述犹太人二战历史的美国迷你剧《大屠杀》也推动了这种反思。德国数百万家庭都流着泪看了这部制作不算优良，在美国籍籍无名的电视剧。

　　柯慕贤也哭了。他在70年代读中学，对于1933年到1945年的那段历史已经了解，也了解大屠杀的数字。“但数字是抽象的。”他说，在电视中首次看到一个具体人物的命运，这和学习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那种难过之情他至今还记得。

　　事实上，即使在70年代初，对纳粹的反思仍然没有占据全社会的主流。“华沙之跪”次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德国社会对他的举动褒贬不一。德国《明镜》杂志当时作的民众调查显示，48%的德国人认为勃兰特的举动太出格，41%认为很恰当，11%中立。

　　柯慕贤也记得当时的争议，“有些人认为德国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几百万德国平民深受战争苦难，流离失所。还有些人觉得，勃兰特在战争期间逃往了挪威，犯了叛国罪，所以对勃兰特也有意见。”

　　● 如今

　　否认大屠杀属违法，与受害国和解

　　德国士兵法规定：“对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命令（士兵）应拒绝执行。”

　　几十年过去，柯慕贤说，今天的德国，“已经根本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争议了。”

　　如今在德国，否认大屠杀属违法，凡是在公共场所对希特勒政权表示赞赏或者为其辩护者，最高可判3年监禁。而公开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者对此表示支持者，甚至可判高达五年的监禁。

　　即便在以服从为天职的军队，士兵也可以说不,德国士兵法规定：“对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命令应拒绝执行。”

　　二战刚刚结束时，如果谁说以后德国和法国会相互支持，德国和以色列会成为亲密盟友，那人们一定认为，他疯了。

　　德国和法国可谓世敌，从19世纪末的普法战争开始，两个国家在80年间爆发了三次激烈的战争。而对于战后独立建国的以色列，近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暴行的历史，也让以色列人难以原谅德国。

　　深刻的反思之外，德国也和曾经深受德国纳粹之害的国家一一和解，并向二战中受战争迫害的劳工、犹太人和以色列支付了大量赔款。这些举动对于德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取得曾经被德国迫害国家的谅解，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仇恨的消弭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90年代初期柯慕贤被外派到以色列任职时，尽管那时德国已赢得大多数以色列人的原谅，依旧有不少人不愿接触德国人。他记得有次和一位女士聊天，对方知道他是德国人后说：“抱歉，我无法和你交流。”之后就走开了。

　　而现在，德国人和法国人、德国人和以色列人、老一辈和年轻一代，都取得了和解。柯慕贤和法国驻华大使顾山联合撰文纪念法德和解。柯慕贤希望每一代人都保持对这段历史的纪念，避免灾难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