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德国：幼教工作者忍无可忍

德媒   作者：张丹红

对德国人来说，我是一个典型的乌鸦妈妈（Rabenmutter）。这个词大概是德语的独有，意思是说生了孩子仍然全天上班，对孩子不管不顾，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这个词存在的本身也说明这样的妈妈是例外。几十年前，德国妈妈一般都是三K党的成员，因为她们的三个生活重心都以字母K打头儿：孩子（Kind）、厨房（Küche）、教堂（Kirche）。女权运动催生了妇女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生育之后继续工作，但大多数选择半职。因此二十年前的幼儿园很多只开半天，孩子不过在那里寄存四个小时。既然是寄存，对阿姨没有什么要求，不出事故就行了。

后来乌鸦妈妈多起来，全天制幼儿园也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孩子一天当中的主要时间都在幼儿园渡过，那么寄存式托幼就明显不足了。再加上前些年德国中学生在国际测试中表现欠佳，教育学家认为这也是不重视学前教育的结果。于是乎，父母和社会对幼儿园阿姨另眼相看，尊称她们为"幼教工作者"，对她们的期待值越来越高。
Mittag im Kindergarten

学前识字？- 万万使不得

我亲身经历了德国幼儿园的变迁。十几年前把大女儿送到一家市立幼儿园，园长大概属于寄存式托幼的最后一批维护者。当家长会上有妈妈问她如何对待想识字的孩子时，园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鼓励孩子认字，那是他们上学以后的任务。不然老师还可能怪罪我们乱教呢。"那次家长会之后，我开始逐家察看方圆五公里之内的幼儿园。最让我满意的是一家私立机构，只有40个孩子，分两班，6名幼教人员，另加两名实习生，还有一位厨娘。与市立幼儿园两人负责25个孩子的比例对照，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当女儿两个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感觉像中了彩。

从那以后，我这个乌鸦妈妈早上把女儿送到幼儿园时，再不受良心的谴责了。老师带孩子们唱歌、绘画、演戏；去公园、动物园；参观水电站、消防站。学前班的孩子们地位特殊，他们有自己专用的小桌，大家一起读书、算算术，还可以报名参加游泳班。幼儿园生涯的最高潮是艾菲尔山区探险和在幼儿园过夜。在"结业"典礼上，每对父母得到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有老师三年里捕捉的精彩镜头，有孩子们的画作，还有老师的临别赠言。没有一位父母不是眼泪汪汪的。

这样的服务是有代价的，每个孩子的月托费大约一千欧元。说是私立幼儿园，90%以上的费用仍然由市里出。家长的额外贡献用于聘请幼教工作者，这才有了8名成人（包括实习生）管理40个孩子的奢侈比例。

薪水与责任脱钩

不过，他们的收入与市立幼儿园的老师们一样微薄。尽管过去6年里幼教者的工资增长了30%，其月薪仍然只有2500欧元（净收入不到1500），明显低于德国人的平均值（2900欧元）。这在生活费用高的大城市只够支付房租，养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幼教工作者基本没有升迁的机会，这也是该职业对男人缺乏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幼教职业的工资停留在了保姆的水平，对他们的要求却在逐年上升。比如他们有责任提高移民子女的德语水平，帮助他们融入德国社会；他们还应当发现家庭暴力的蛛丝马迹，及时与青年局联络。为此，他们需要不断进修，提升业务素质。我问朋友圈里的幼教者，为什么选择了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职业？回答一般都是就爱这一行。看来德国幼教者当中的理想主义者居多。

现在，这些理想主义者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们要求自己的工作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可，要求提高起薪，相当于涨薪10%，为此展开的无限期罢工已经持续两周。地方政府 - 德国24万幼教和社会工作者的雇主 - 迄今态度强硬，一口咬定没钱。这很奇怪，德国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吗？德国的税收不是月月创纪录吗？

德国幼教者的收入已陷入怪圈。幼教传统上不是一个需要大学文凭的职业（目前每20位幼教者中只有一人读过教育学），德国又是一个一个特别看重文凭的国家，这注定了幼教者的地位和工资不可能优越；但德国政界又没人张罗着学习法国、瑞典和日本的榜样，将幼教变成以大学毕业为前提的职业，因为现在地方政府连提薪都说没钱，怎么会付给他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呢？

形式重于内容

要跳出这个怪圈，需要彻底改变"幼教者不过是看看小孩子"的观念，还需要改变一下政治的侧重点。德国每年为家庭政策的开支高达两千亿欧元。政府每推行一项善举，便为之发明新的官僚机器。比如上届政府制定了旨在增加社会底层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一揽子计划。低收入家庭孩子们的业余补课或是课外活动可以报销。但申请的官僚手续极为繁琐，国家单为此一揽子计划就抽调了一万名全职公务员，每年的人员开支接近9亿欧元。而为幼教者提薪10%的费用不过12亿。

我拨通了女儿们昔日幼儿园的电话，园长依旧。短暂寒暄之后，我听着背景中的喧闹声，问她为什么没有参加罢工。她说私立幼儿园的员工没有这个权利，但她衷心希望罢工的同事们成功。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