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专家特鲁格：联邦政府应宣布紧急状态

德国联邦政府再次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测。今年经济可能仍将萎缩。经济学家兼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特鲁格在接受ntv.de采访时表示，如果回顾过去几年，当前危机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他指出，联邦政府坚持执行债务刹车政策，已使德国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此外，特鲁格还对其他政治发展表示担忧。

我们不仅仅陷入了一次普通的经济衰退，联邦政府现在还预测了连续两年的衰退。这有多严重？

阿希姆·特鲁格：过去两年，经济复苏屡次被预测，但每次复苏都推迟，而且比预期的更加疲弱和糟糕。根据最新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再次出现负数，明年也只预计会有微弱的复苏。可以说，这虽然是一个异常长的疲软期，但还不至于特别严重。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自2019年以来，德国经济实际上几乎没有增长。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紧接着是能源危机。当前的经济水平比危机前预测的增长趋势低了5%以上，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这是经济周期危机还是更深层的结构性增长问题？

在任何危机中，总会有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例如，私人消费未能恢复是典型的周期性问题。由于高通胀，实际收入大幅下降，这是一个巨大的负面实际收入冲击。虽然今年实际工资有所增长，但仍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此外，消费者和企业的高度不确定性也是影响因素。

其他因素则更多属于结构性问题？

出口和工业疲软更难界定为纯粹的周期性问题。虽然全球经济复苏明显，但德国工业的订单和出口却没有同步反映。这似乎表明，对德国工业产品的需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个关键因素是德国由于能源价格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中国改变了战略，积极进入了此前由德国主导的市场，这对德国对华出口和第三方市场都产生了影响。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中国产业冲击”。

在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其他结构性危机因素也被提及，例如高劳动力成本、税负过重以及过度的官僚主义。

这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简化规章、减少官僚主义是经典的解决方案。一些人甚至将公民津贴归咎于阻碍人们工作，认为人们变得懒惰。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加快审批程序、提高就业激励措施以及投资于教育和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这些无法解释当前的急性危机。

那么，您如何解释这场急性危机？

急性危机主要源于我们仍在承受新冠疫情和特别是能源危机的后果。这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而能源问题至今仍未见缓解，这种不确定性阻碍了投资。此外，金融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问题。联邦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经济学家可能低估了提前取消电动汽车补贴带来的影响。类似地，关于能源改造的补贴计划也没有按预期规模执行，原因是财政紧张。当前最需要的是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复苏，而不是进一步削减开支和实施紧缩政策。三党联盟内部的争执，以及联邦政府过于严格执行债务刹车的坚持，使得这场危机进一步加剧。自由民主党尤其在这方面对经济复苏起到了阻碍作用。

那么，如何摆脱这场危机？

目前的局面相当复杂。联邦政府提出了增长计划，但鉴于危机的严重性，该计划需要迅速通过。问题在于，计划中的措施将加重公共财政负担。例如，消除“冷冻进展”的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对公共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削减投资，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层面，谁都无法从中受益。联邦政府犯的关键错误在于过早结束了危机应对模式，宣布“特殊紧急情况”结束，而这一特殊情况本应使债务刹车政策暂停。如果他们当时继续延长这一政策，那么现在就不会面临财政问题，更不应该实施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划。

然而，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联邦政府还有什么选择？

实际上，联邦政府现在应再次宣布紧急状态，并暂停债务刹车政策。到2025年，在经济表现仍然低于危机前的趋势超过5%的情况下，宣布紧急状态是合理的。通过财政政策进一步注入资金，刺激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这很难实现。2023年联邦政府宣布危机结束，现在如果再度宣布紧急情况，将面临可信度问题。三党联盟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但至少在当前形势下，政府不应进一步削减财政支出。此外，他们还应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价格稳定，以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

反对派和一些企业代表主张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放松监管等改革来提高竞争力。您怎么看这些建议？

我认为这些措施帮助不大。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当前工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确实，能源成本是个问题，但与中国的竞争更多的是关于产品竞争力，而非成本问题。德国企业，尤其是汽车行业，需要更加注重研发和创新，推出高质量、具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压低工资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您对德国经济能否尽快摆脱这场危机感到乐观吗？

我看到了当前需要采取的措施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差距。但在下届联邦议会选举后，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核心问题是改革债务刹车政策。很多必要的投资以及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措施理应通过借债来实现。我对这一改革持乐观态度，无论未来的多数派如何，债务刹车的改革可能都会到来。与此同时，我对当前激烈、充满敌意的政治辩论感到担忧。反对派几乎把所有经济问题都归咎于绿党和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这种有毒的政治氛围阻碍了更理性、更合作的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