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明镜周刊》近日发出这样的疑问并评论称,“疯狂罢工”可能导致昔日的欧洲经济强国“陷入瘫痪”。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前三个月是德国25年来罢工次数最多的月份,涉及火车司机、医生护士、机场工人等多个行业。随着德国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德国本地工人叫苦不迭,而这些岗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又不足。据估计,到2035年,德国技术工人缺口将达到700万。与此同时,德国正将目光转向海外劳动力市场。德国总统今年访问越南时为招募专业技术人员 “打广告”,德国总理会见菲律宾总统时也将招募外籍劳工作为议题之一。“全球劳动力市场调查”栏目今天将就德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情况究竟如何、为何德国劳动力缺口扩大的同时还有大批难民找不到工作,以及这些矛盾该如何解决等问题展开调查。
越南可能成为“卫生专业人才中心”?
“越南人拯救德国的医疗服务”,德国《经济周刊》近日以这样的标题报道称,预计到2025年,德国将需要约15万名额外的护理人员,而越南已成为德国引入此类劳工的热门目的地。
今年33岁的黎目前是柏林一家养老院的护理人员,她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5年前作为越南护士的她通过一家有着官方背景的中介介绍着手准备赴德工作。在来德国前,她学习了德语课程,包括医疗专业术语。黎表示,德国方面承担了她的机票钱以及学习期间的食宿费用,总额近1万欧元。她在柏林签订正式合同后,还获得了来自德国政府的5000欧元奖金。
黎是德国在越南招募的数千名护理人员之一。据《经济周刊》报道,自2013年以来,在德国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越南籍劳工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近5.8万人,其中在酒店业工作的占大部分,总人数超过2.2万。与此同时,从事护理行业的人数正在迎头赶上,目前已有近8500人,特别是在养老院、疗养院及医院等卫生服务场所。
出于历史原因,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越南劳工的目的地国。早在1990年两德统一前,就有大批越南劳工来到前东德工作。而近些年,德国政府对越南劳工的引入更加热心。时任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阿尔特迈尔2019年访越时表示,越南可能成为“卫生专业人才中心”,不仅国家层面有这方面的意愿,其民众的融入能力也很好。数据显示,30岁以下人口占越南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都有约1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今年1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德国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长海尔共同前往东南亚,他们的第一站便是越南,德越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声明,要加强两国技术工人的交流,尤其是从越南到德国。
除越南外,德国也从别的国家吸引护理人员。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朔尔茨3月12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扩大技术移民和人才流动是双方的主要话题之一。数据显示,目前约有6000名菲籍护士在德工作。去年6月至7月,海尔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接连出访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德国之声报道称,这是德国希望从这些国家招募护理人员的努力的一部分。席尔瓦·法里亚斯是一名自2016年开始在德工作的来自里约热内卢的护士。她表示,巴西的护理行业竞争非常激烈,有些人努力学习了5年,拥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但仍因缺少就业岗位而找不到工作。
德国每年需要40万海外技术工人
护理人员短缺只是德国更广泛的劳动力短缺的一个方面。以公共交通行业为例,由于缺人手,德国纽伦堡公共交通公司甚至不得不推出了一则针对大学生的招聘广告,提供在课外驾驶电车的兼职工作。今年2月,朔尔茨表示,为满足德国汽车工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德国将简化印度信息技术(IT)技术人才赴德工作的签证办理流程。数据显示,德国2022年向印度公民发放了超过1.4万份工作签证,与前几年相比大幅增加。目前,不少德企已将目光转向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网站显示,在该国801个专业群体中,共有352个(约44%)存在技术工人短缺。除社会工作、手工业和服务业外,数学、科技和自然科学等传统高薪领域也面临挑战。德国经济研究所2022年的报告显示,该国约有54万个技术岗位空缺,其中社会工作者高居榜首,缺口为20578个,幼教行业和老年人护理行业紧随其后,缺口分别为20466个和18279个。
劳动力短缺与人口结构息息相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3至1.6之间波动,老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剧。此外,2022年德国共有290万大学生注册就读,创历史新高。这一方面延长了教育时间,另一方面使申请职业教育的人越来越少,也是导致技术工人短缺的直接原因。
《经济周刊》报道称,长期的职位空缺不但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也使员工的工作压力加重。海勒是一名61岁的机场安保人员,她抱怨称,工人们对企业的轮班安排感到沮丧,因为这要求他们不间断地站立长达6个小时。56岁的机场安检员韦格纳已经从事该工作19年,他表示,德国年轻人根本不想做这种工作,所以“如果我们得不到额外福利,就没有太多动力继续工作。”
在此情况下,德国联邦劳工局局长纳勒斯表示,德国每年需要多达40万名海外人员来满足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为此,德国去年修订了《技术移民法案》。一方面,新法规降低了对国外技术人员的学历、语言等要求,例如承认国外对学历和工作经历的认证,外国技术人员只要在本国相关领域有两年工作经验,即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赴德工作;另一方面,新法规也降低了准入工资门槛,办理欧盟蓝卡所对应的紧缺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养老保险年缴费额上限的45.3%,其他行业则为50%。与此同时,紧缺行业清单也在不断扩大,在“高精尖(数学、IT、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基础上,扩大至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儿童保育和健康服务业以及教育行业等。新法规还有一项创新是推出了“机会卡”机制,给尚未找到工作的外国人一年的时间应聘,该机制会考虑学历、语言能力、与德国的关系(如家庭成员在德国)等因素提供加分。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但也有反对党人士认为新版《技术移民法案》会消耗社会资源并滋生官僚主义。德国选择党(AfD)领导人魏德尔表示,缺乏控制的移民政策无法解决相关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的根本问题,只会吸引更多“贫困移民”。
许多人仍不认为德国是真正的移民国家
很多技术工人初到德国往往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如移民程序繁琐、语言障碍、就业歧视等,导致其难以融入德国社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3月关于其成员国就业吸引力的最新调查显示,德国仅位列第15位,新西兰、瑞典和瑞士分列前三位,而2019年德国曾在该调查中位列第12位。全球外籍人士社区网站InterNations日前公布的“2023年外籍人士内幕报告”也显示,德国是外国人评价最差的目的地之一。报告作者表示,德国的外籍劳工是“世上最不快乐且最孤独的劳工之一”。
罗马尼亚人玛拉曾在英国留学并在本国积累了相关工作经验,当她拿到一家柏林广告公司的录取通知时非常激动,并坚信自己会在柏林工作到退休。尽管在罗马尼亚期间她学习过基础德语,但平时工作中只用英语,到德国后她的德语水平没有任何进步。由于语言障碍,玛拉无法同德国人建立长久而深入的人际关系,她感到十分孤独。语言障碍在办理官方手续时也为她带来困扰,比如租房和办签证时都需要讲德语,她常常听不懂对方需要她提供哪些材料,玛拉每次询问对方能否说英语时都会得到否定的答案。所以刚在德国生活了一年,玛拉就萌生退意。
与此同时,许多外国技术劳工还抱怨德国缺乏“欢迎文化”。《南德意志报》3月27日报道称,德国的右倾文化吓跑了技术工人。德国开姆尼茨的化学工程公司经理恩吉尔曼表示,不少外国技术工人来到公司后不久就被种族歧视“劝退”。恩吉尔曼说,过去一年里他们公司40名外籍员工中有5人因被歧视而离职。
去年6月,德国政治科学家科尔布接受《明镜周刊》专访时揭露了德国就业市场对外籍劳工的剥削现象。科尔布称,德国法律总体上对外籍雇员相当友好,只是企业在执行时出现了问题。很多外国技术工人工资低、缺乏完善的社保、工作量大、培训和晋升机会也寥寥无几。科尔布曾遇到过一起东欧收割工人的案例,按照约定该工人在忙季工作6个月后返回原籍,但在项目结束时他只收到了4个月的工资。尽管有权起诉,但因语言障碍和程序复杂,最后很多外籍工人只能“吃哑巴亏”。
“德国到处缺工人,而与此同时难民却无所事事”
与“用工荒”同时存在的是大量难民失业,这也是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面临的难题。德新社针对这种矛盾评论道:“德国到处缺工人,而与此同时难民却无所事事。”柏林洪堡大学研究员布鲁克认为,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难民缺乏语言、技术等技能,难民需要重新接受培训,单靠政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数据公司Statista的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共收到超过35万份庇护申请。今年1月,德国又收到近3万份庇护申请。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德国已接收数百万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北非等国家和地区。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难民数量也大幅增加。德国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寻求庇护者移民德国后第一年的就业率仅为7%,移民后第六年才上升至54%。
那么来到德国的难民究竟在找工作时遇到哪些挑战呢?独立新闻资讯网站Inkstick Media报道称,官僚主义让不少找工作的难民望而却步。47岁的卡尔加耶夫原本从事营销和艺术工作,俄乌冲突爆发后,他携乌克兰籍妻子和儿子从莫斯科来到德国,并开始忙着找工作,以便养家糊口。但处理就业和移民事务的政府办公室花了6个月才开出许可文件,他的妻子也等了4个月。而此后一年,除了几份临时工作外,卡尔加耶夫仍没有找到稳定的长期工作。
在就业市场上,欧盟公民和第三国公民往往会被区别对待,2022年5月德国就业统计显示,德国中部有59%-72%的欧盟公民在职,在图林根州他们的就业率甚至比德国本地人还略高。而叙利亚难民的就业率仅为33%-39%,阿富汗、伊拉克和乌克兰等国的难民就业率更低,其中适龄乌克兰人只有13%-18%在德找到工作。对此,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研究员欧特默认为,来自乌克兰的难民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由于要照顾孩子,一些妈妈无法全职工作。另一个原因是难民名额在德国各地区分配不均,许多难民被分配到经济基础较弱的州,那里经济结构单一,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匹配的、多元化的就业岗位。
德媒分析称,除了吸引外部人才,加强对本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改善家庭和工作的兼容性并吸引女性就业也很重要,德国从去年起也出台了相关激励措施。有观点认为,只有内外兼修,德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