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客“挺以”陷入攀比怪圈，移民需靠支持以色列证明忠诚

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德国政府一度明确支持以色列，同时压制国内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本轮巴以冲突10月7日爆发后，德国政府第一时间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支持，并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如暂停援助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禁止哈马斯人员和亲巴勒斯坦组织在德国境内活动、多个城市宣布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等。

11月28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到访以色列。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施泰因迈尔得到赞扬：“你是以色列的真朋友。”在巴以冲突造成越来越多平民死伤的当下，已经极少有国家能够得到以色列如此赞许。因为即便是美国，也偶有传出批评以色列“过火”的声音，但德国却在无条件挺以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11月22日，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瑟（Nancy Faeser）发表了一番呼吁，她希望德国的穆斯林群体将以色列的安全视同德国自身的利益，还要求他们明确谴责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我希望（在德）穆斯林组织把握自己的站位，在德国社会中承担起责任。”南希·费瑟表示，“这一点很明确，我们站在以色列一边。”

稍早一些时候，反对党基民盟领袖梅尔茨也利用巴以问题大做文章，希望借此将注意力转移到移民管控上。他要求内政部停止快速入籍。他表示：“移民首先要与德国社会融合，然后再讨论入籍。而与德国社会融合的要求，首先是要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任何不签署此协议的人都无权入籍。”也就是说，假如梅尔茨的提议被采纳，新移民在加入德国国籍时将需要宣誓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遍观世界各国，极少有政府会如此向本国一部分国民强调一个外国的安全利益，更不要说在入籍誓词中明确提及捍卫他国的生存权。德国绝无仅有的做法显示出它不但没有走出历史记忆的阴影，反而以大屠杀“绝不重演”（never again）之名，似是“矫枉过正”地将对反犹主义的“反思”强加给所有族群。

德主流政党遭选民惩罚？

自10月7日以来，德国一直禁止在国内举行许多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德国政府还允许柏林的学校禁止使用传统的巴勒斯坦头巾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明，包括“解放巴勒斯坦”标语。甚至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德国一直在限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政府还禁止了纪念巴勒斯坦“Nakba”的抗议活动。“Nakba”为阿拉伯语，意思是“灾难”或“浩劫”，是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经历的大规模流离失所。

以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哈贝马斯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持亲以态度。他此前发表了一份声明，认为德国首先必须确保犹太人的生命权和以色列的生存权。“尽管大家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感到担忧，但当把种族灭绝的意图归咎于以色列的行为时，判断标准就完全滑落了。”声明说。

哈贝马斯的观点反映了德国政治中强烈的、跨党派的亲以色列共识。11月7日，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联合政府的三个中左翼和自由派政党提出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提议允许引渡传播对犹太人仇恨的非德国公民，并撤回对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的文化机构的资助。

在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关于立即在加沙实现人道停火决议的表决中，一向在中东地区扮演调停者角色、惯常是反战先锋的德国此次投出了弃权票。朔尔茨则在11月12日表态，不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期停火，不能给哈马斯以喘息之机。

德国政府三个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多位政客都态度清晰地站台以色列。

在如此全政府共识下，任何批评以色列政府的言论都有可能被认定反犹，都可能会被解读为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和敌意，所谓言论自由原则在事实上已被收紧。但与以色列捆绑的激进做法实际上仅仅限于执政精英和媒体，远谈不上全社会共识。

据德国舆论研究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有41%的受访民众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过分的，并认为必须尽可能保护平民；也有35%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反击是合理的，即使这样的反击会影响到巴勒斯坦平民；仅有8%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军事行动力度还不够。

事实上，德国目前的执政集团在俄乌、巴以和难民等多个问题的叠加挑战下失分严重。10月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的两场选举被认为是本届大联合联邦政府的中期执政“成绩单”，但执政的“交通灯”联盟表现欠佳。

朔尔茨所属的社民党在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的得票率都跌落至历史上的最低点。在巴伐利亚州，社民党仅仅获得8.4%的选票，在州内政党格局中退缩为第五大党。

黑森州的情况一样糟糕，社民党仅获得15.1%的选票，排在基民盟（34.6%）和德国选择党（18.4%）之后，稍稍领先于绿党（14.8%）。也就是说，社民党即使与绿党联合，得票率也没有超过基民盟，执政基本无望。

在内阁中执掌外交的绿党的表现更加不堪，甚至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在巴伐利亚州此次州议会选举中，绿党的选票流失方向为所有其他政党。相当一部分绿党选民认为任何一个其他政党的表现都会强于绿党。其中最大的流失群体倒向了基社盟即州执政党，其次流向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但还有同样数量的绿党选民转投民粹的自由选民党和极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这种态度只能解读为对绿党的极度失望和政治抗议。

巴以问题与反移民议程结合

不光执政联盟，绝对的政治正确之下，德国的左翼党等其他党派也不能作出任何挺巴的公开表态。这使得德国的舆论生态呈现出令整个西方泛左翼都难以理解的现象。

《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到了一位名叫Wafa Mustafa的叙利亚难民，她十年前逃离了叙利亚内战，来到德国寻求庇护。她一直是德国媒体的宠儿，因为她多次公开批评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还不断为抗议强制头巾令的伊朗女性发声。但这一切在今年的十月突然停止，由于Wafa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并批评以色列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她不但失去了德国媒体给予的光环，还引得警察上门调查。

“我甚至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举动，只是在集会中佩戴了象征巴勒斯坦的黑白配色头巾。”Wafa说。随后警察还将她拘押了数个小时。

发生在Wafa身上的插曲只是当下穆斯林背景的移民在德处境的缩影。假如把非法移民的最终目的国考虑在内，德国其实是承担非法移民和难民数量最多的欧盟国家。2022年，欧盟国家共接收了96.6万份避难申请，2023年上半年又收到了51.9万份，而400万乌克兰难民是不需要提交避难申请的。这些数字是2015年难民潮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其中，德国接收的避难申请占欧盟总数的30%，远高于第二位的西班牙（17%）和第三位的法国（16%）。

另一方面，德国目前已深陷老龄化泥潭，急需大量技术移民来为日益衰老的社会补充新鲜血液，而德国政府此前也多次表示希望德国成为优质的移民社会。目前具有移民背景的居民已经占据了德国四分之一人口，人口学者、媒体等各界都预计这个趋势将继续发展。

然而，巴以冲突似乎为德国中间和右翼政党提供了一个强硬对待移民的绝好机会。一些政客在德国的穆斯林群体中看到了大量“哈马斯支持者”。他们把穆斯林群体对无条件亲以政策的反对解读为支持哈马斯，人为地扩大德国社会中本就存在的极化危险。

实际上，在此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前，德国国内的反犹犯罪与穆斯林背景的移民群体基本上并不挂钩。根据德国联邦内政部2023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德国84%反犹犯罪行为的动机是右翼政治动机，而来自外国国民或是由宗教意识形态所驱动的相关犯罪仅占约4%。

但德国内部强大的支持以色列的声音，试图把“反犹主义”描述为一种随着来自中东的难民在德国数量激增之后“进口”来的问题，或是将“反犹主义”归因于德国境内数量众多的穆斯林人口。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德国政客们陷入相互竞争的怪圈，开始比较谁能对穆斯林群体最严厉。内政部长南希·费瑟敦促政府“使用一切合法手段驱逐哈马斯支持者”。基民盟的梅尔茨则宣称，“德国不能再接受难民了。我们国家的反犹分子已经够多了。”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加入说:“来的人太多了。”“我们最终必须大规模驱逐。”

中左翼副总理哈贝克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也坚称，穆斯林必须与反犹主义保持距离，否则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有德国媒体解读称，其言下之意为，穆斯林群体总体反犹，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不是这样。

在此背景下，德国政府在上月中旬宣布扩大固定边境管控措施。随后德国内政部发布数据称，自10月16日宣布扩大固定边境管制以来，入境德国的移民数量大幅减少。目前每天检测到的未经授权进入德国的案件不到300 起，而30天前全德每天的非法入境数量大约为70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