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成病夫？德国必须奋起直追，该怎么追？

德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很多，说“百废待兴”也不为过：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进展迟缓的数字化进程，以及波及众多行业的人才短缺等等，不一而足。难道德国真的成了“欧洲病夫”吗？

进入公元两千年之际，英国《经济学人》就曾形容德国是"欧洲病夫"，理由是这里经济低迷，又非常缺乏创新能力。而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又再次提出了德国是否是"欧洲病夫"的问题。反对党基民盟总干事林讷曼（ Carsten Linnemann）甚至认为，德国早已经成了"世界病夫"。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又如何才能改变现状呢？

基础设施建设

因年久失修，一些高速路桥已经禁止载重车辆通行。德铁故障频发，晚点误车已经司空见惯：德国的基础设施状态堪忧。多年以来，无论是公路设施，还是铁路设施，只有磨损，却没有及时的保养和更新。长此以往，需要更新换代的基础设施只能越积越多。

问题在于，经济形势良好，利息很低的年代里，德国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基础设施更新换代问题，现在却不得不在经济低迷、通货膨胀以及建筑成本居高不下的条件下，去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使国家进一步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但对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已经势在必行，无法再拖，毕竟这是实现经济繁荣的重要前提。

能源供给

基本以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满足德国的能源需求，这是德国政府的既定目标。多年来，德国政府也一直在大力发展风能和太阳能项目。作为过渡方案，德国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天然气，以燃气发电厂取代燃煤发电厂，并弥补风能和太阳能的周期性缺口。但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作为能源支柱的俄罗斯天然气宣告"断气"。德国政府虽然想尽一切办法以其他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填补空缺，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代价却非常高昂。

在电力供给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德国政府想要以电动车取代燃油汽车，以电热泵取代燃油及燃气供暖。但这两种新技术都会大幅增加电力的需求。除此之外，德国政府还在今年春季关闭了最后三座运作良好的核电站。基于上述原因，德国的用电价格已远高于欧洲邻国，为避免竞争劣势，德国工业企业远走他乡的危险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德国总理肖尔茨一直以价格昂贵为由，拒绝向企业提供工业用电补贴。而与此同时，扩建可再生能源设施以及相关输电网络的工程，却遭到来自民间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呼声。

专业人才短缺

德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抱怨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无论是理发师，医生护士，还是工程师，各行各业都在抱怨人手不足。这一现状同德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五六十年代所谓"婴儿潮"的那一代人已经或即将退休，而婴儿潮之后出生率不断下降，导致了就业人口的急剧减少。

对于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德国政府想出了三个应对方案：第一，让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迄今为止只从事短期工作的女性，从事全职工作。为此目的，政府正在积极改善公共托儿系统的覆盖方面。第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过去几年来，上述两项措施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第三，则是从国外招聘技术工人。但德国的高赋税和高额生活成本、语言障碍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却令许多外国高端技术人才对德国敬而远之。

官僚主义

几乎每一届德国政府都承诺要减少官僚主义，简化行政部门的复杂程序和繁文缛节，废除不必要的法律规定等等，但最终都会不了了之。更有甚者，各类规定和法律仍在不断增多。例如，本届德国政府就出台了新的环保条例。建筑行业纷纷抱怨，政府出台的建筑节能标准，涉及面之广，造价之高，已经令承揽建筑项目成了保赔不赚的买卖。

过度追求公平的做法也是减少官僚主义的障碍。以德国税法为例，由于政界努力希望做到缴税公平，尽可能顾及每一个特例和个案，使税法变得名目繁多，越来越复杂。过度追求公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因此必须做出抉择：选择简单的制度，但容忍较低程度的不公平，或选择一种力求公正的制度，但面对浩如烟海的税务规定，那些能聘用优秀税务顾问的富人们，显然更占据优势。

数字化

在数字化方面，德国显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经合组织的一项统计，德国使用光纤联网的用户只占8%，在经合组织成员国总计38个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四。在韩国、日本和西班牙，拥有光纤网络的用户占比都超过80%。而高速网络恰恰是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当今世界，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工厂企业，都不愿意选择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安家落户。

数码化进展缓慢也同样存在于行政机构，而这又同减少官僚主义和专业人才短缺密切相关：无论是居民登记，还是给私家车上牌照，在德国，办理上述手续都还需要本人亲自前往政府相关部门，为了到政府部门办事，而不得不从公司请假。而在很多国家，这些手续都已可以在网上办理。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网络建设的欠缺，情况开始有所改进，但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还有很大的差距。

对民主和国家机构缺乏信心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则是，民众对国家机构和此间的民主体制越来越缺乏信心。公务员联合会委托Forsa民调公司展开的调查显示，只有27%的受访者相信政府能够胜任治理国家的任务，而69%的受访者则认为政府已经力不从心，尤其在制定难民和庇护政策方面。

亲基民盟的阿登纳基金会的一项调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从2022年12月至2023年6月之间，对德国民主制度感到满意者的比例从52%跌至了38%，跌幅达14%。德国西部以及联盟党和社民党选民中，跌幅尤为明显。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些迄今为止支持民主制度的绝大过多数民众当中，对民主制度丧失信心的程度最为严重。民众并不是对民主制度本身产生了动摇，而是民主制度给民众的体验差强人意。这是对政界发出的严正警告，也是今后几年政界面临的严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