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局难到破局不易：如何看待德国总理朔尔茨的智慧？

朔尔茨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坚持信念和原则，但也学会了偏于现实的方法论。在对华关系上，他走的也是“朔式智慧”路线。

开局难：不稳定的三党执政

2021年10月德国联邦大选落下帷幕，选举结果确定了德国下一届政府的多党执政格局。社民党虽然是得票最高的政府，却还须努力争取与自身理念相左的绿党和自民党的青睐。因为没有这两个小党的支持，社民党还是会虽赢得选民、但输掉大选，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Olaf Scholz）还是会难以荣登权力巅峰宝座。当时得票排名第二的联盟党虽然内部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但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不甘就此败北，一直虎视眈眈，积极争取与绿党和自民党的组阁谈判。绿党和自民党虽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与民心所向的社民党进行组阁，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谈判，德国政坛也终于迎来了二战后的首次三党执政格局。

对于新上任的联邦总理朔尔茨来说，要与左翼的绿党和右翼的自民党取得理念统一和观点一致，是上任后需要时刻面对的一项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朔尔茨政府执政稳定的第一前提。作为总理的朔尔茨既要悉心捍卫这个来之不易的胜选果实——既要平衡好自身和执政伙伴之间的理念与利益差异，也要作为领导者平衡好绿党和自民党之间的分歧，又要在艰难平衡的大联合执政中稳中求进、有所作为，实现竞选时的抱负与承诺。而朔尔茨执政近一年以来也正是这么做的：先暂避锋芒，维护联合执政的稳定；再蓄势待发，追求积极作为。

破局不易：从不好的策略中选择最不坏的策略

对于朔尔茨来说，执政伊始即是一场艰难的开局。

早在组阁谈判初期，内定总理宝座的朔尔茨可谓如履如临，似乎有意表现出一种包容和谦让的作风。当自民党在组阁谈判伊始就明确对联邦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和交通部志在必得时，绿党也紧随其后，公布了对外交部、经济部、农业部和家庭部的人事安排，社民党则仅确定了总理和总理府部长职位人选，似乎有意表现出不与人争的意味。

而在今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在面临新冠造成的经济衰退、供应链断链、通胀高企等严峻形势下，又开始面临战争带来的地缘政治安全威胁和能源危机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俄乌战争也撕开了新政府内部的理念冲突。一方面，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分歧使德国内部响起了选边站和搞阵营对抗的声音；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使德国人也开始反思德国对中国市场和中德经贸关系的依赖。本来就对俄罗斯和中国充满敌意的绿党和自民党，更是开始将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和德国与中国的价值观差异威胁化，加剧撕扯德国内部的分裂。

不同于联邦政府内部持续的对俄、对华强硬，朔尔茨既没有马上介入漩涡，在后期发表声明时也没有直白地选边站。比如，他强调俄乌战争的非正义性，强调他本人和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俄罗斯一定不能赢，发表“时代转折”主题讲话强调德国国防战略转变，但他并没有“撕破脸式”地要与俄罗斯彻底断绝关系，也从不曾在俄乌问题上间接攻击中国。因为这些表现，朔尔茨在德国舆论中落得软弱、迟钝和表态含糊不清的负面评价。然而，不管外界如何看待这些，或许只有朔尔茨自己知道，“迟钝、软弱、含糊不清”是政局不稳、时局不明之际所有策略中最不坏的一个策略，这一策略既能从表面上体现三党执政的理念统一、维护“红绿灯”政府的稳定，又“因其模糊性”而为后面的政策调整和积极作为保留回旋余地。

在对外关系处理、尤其是对华关系处理上，朔尔茨走的依然是这条路线。

首先，在担任汉堡市市长和上一届政府的财政部长时，朔尔茨就非常重视对华关系和中德经贸合作。2021年联邦大选时，当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Armin Laschet）、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Annalenna Baerbock）和自民党候选人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大谈对华关系时，作为社民党候选人的朔尔茨却缄默不语。在绿党和自民党的竞选纲领中，中国不仅被视为竞争对手，还和俄罗斯一道被视为“侵犯人权与公民权”的主要国家。两党的这种对华态度在其上台执政后也依然十分明显。而社民党竞选纲领则将中国视为在重要国际问题上不可或缺的对话者和合作伙伴，但也承认双方之间有价值观冲突，总体比较理性，比绿党和自民党温和得多。朔尔茨当时就很清楚，如果大选时就直接表达出与绿党和自民党不同的声音，后面只会加大与两个小党冲突的可能性。

其次，“红绿灯”执政联盟建立初期，德媒就有所谓消息人士不断传言称，朔尔茨已经悄悄向中方领导人传话，表示会延续默克尔时期的对华路线。本来很沉默的朔尔茨马上对外辟谣，表示这是假新闻（fake news）。执政之初，各党之间本身理念差异巨大，相互信任还有待建立，这时稍有不慎，内部群起而攻之，他的总理之位都可能岌岌可危。朔尔茨很清楚，在这一阶段，平衡与稳定胜过一切，是继续走下去的前提。朔尔茨此时的策略并不见得有多主动、多高明，但确实有效。缄默不语虽不能改变观念分歧的事实，但总可以避免在不适宜的时间出现直接冲突、威胁执政稳定。

最后，在当选联邦总理后的亚洲外交开场上，朔尔茨在今年4月选择首访日本，作为亚洲外交的开局，并解释说，选择日本是因为重视德日之间的价值伙伴关系。这一举动打破了前任默克尔每次选择首访中国的传统。但是，这种策略选择也体现了一种平衡之举——对于一个在外交政策上强调价值观胜于经济利益的多党政府，体现团结是维护稳定的必要措施。

此外，在融合对手方面，我们也绝不可小看朔尔茨的实力。在德国政坛，玩不转政党政治就不可能在党内平步青云；没有融合能力就不能凝聚团队，即使登上权力巅峰迟早也会一哄而散。引用《明镜周刊》（Der Spiegel）知名评论员德克•库尔布朱维特（Dirk Kurbjuweit）的话，合格的德国总理必须具备经验、性格、自我表现、权力意志、理念和融合能力这六条基本素质。而融合能力尤其重要。为什么融合能力那么重要？或者，反过来说，没有融合能力为什么就不行？联想之前大选期间联盟党内部争得最凶的两位代表默茨（Friedrich Merz）和索德尔（Markus Söder）为何迟迟不得志，终究还是因为缺乏强大的融合能力。朔尔茨在认清“红绿灯”政府不稳定本质的前提下，还能巧妙地融合联邦政府内部政见不一者，并使各方在稳定执政这一大前提下形成基本共识。这难道不是朔尔茨的高明之处？

当政府趋于稳定、融合工作做得差不多时，朔尔茨就要蓄势待发，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在决定今年11月出访中国之前，作为联邦总理的朔尔茨面临着德国和欧洲的多方压力，出访之前还难得做出两个信号鲜明的动作：一是面对内阁六部即外交部、经济部、交通部、财政部、内政部与国防部的反对（前两个部门由绿党主政，后两个由自民党、最后两个由社民党负责），联邦总理力排众议，为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一个码头24.9%的股权拍板。德国媒体对此评价称，朔尔茨发出了自己的权力话语（Machtwort），贯彻了自己的权力意志；二是在出访中国之前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上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我的中国之行》(Darum geht es bei meiner Reise nach China)，开宗明义地阐明自己此次中国之行的背景、考虑、目的与意义。概言之，就算今日世界物是人非、变化巨大，我们也不要搞阵营对抗。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我们不能、不想（也不该）与中国脱钩（但多样化和去依赖是一项考虑）。与中国开放、明确的交流，对于共同应对世界上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很有必要。换言之，即使德国现在在对外政策上把价值观放在很高的位置，德国也不能一直以敌意的态度、打着阵营对抗的心思对待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这些话其实更是说给自己人听的。

那么，为什么朔尔茨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呢？在今年5月德国经济部拒绝为大众对华巨额投资做担保时，虽然联邦政府内部有不一样的声音，但当时朔尔茨还没有像这次这样，这么地掷地有声。究竟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当下俄乌战争趋于白热化、美中竞争激烈化、欧洲和德国政坛对华主张日渐强硬的大背景下，朔尔茨此时再不发出声音，既有可能会被认为同化于对华强硬或对华沉默主流的一分子，又很难再找准机会发出自己作为政府首脑的声音、体现联邦总理的领导力和魄力。此次访华虽然短暂，但意义重大，也可看作是朔尔茨当政以来开始从隐忍妥协转为谋求进取的一个标志。

朔尔茨的智慧与方法论

朔尔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的底色是怎样的，方法论又是怎样的？朔尔茨早年初入政坛、经历坎坷，并不像前任默克尔那样幸运，执政之初就碰到政治生涯中的伯乐。朔尔茨早年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视老社民党人、同时也是德国前总理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为政治偶像，加入社民党，积极捍卫工人利益，并视改善社会福祉为己任。然而，作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几年的劳动法律师生涯又让他了解到资本主义运作的规律和逻辑，对实现理想和目标的路径有了更多清醒的认识。因而，他逐渐变得更加理性，从左派转变为中左派。这或许是他被德媒称为最像默克尔的一个原因——即既讲原则又偏于务实，也或许是他在2019年社民党党魁选举中遭遇党内青年团倒戈而饱尝败选痛苦的一个原因——因为青年团成员认为他的“务实”不过是“偷懒的妥协”。

然而，这种转变和蜕变却是一个政治家成长的必需经历。政客要变成政治家，就不能只停留于政党、立场、利益和理念，还要有眼光、魄力、识别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智慧、拉近这两者之间差距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找到捍卫信念、实现目标的方法论。朔尔茨在早年完成了从左派理想主义到中左务实派的转变，在中年又因这种转变遭遇失败和打击，在巅峰时期登上权力顶峰，却又不得不谨言慎行，不能掉以轻心。回顾朔尔茨执政以来的一系列言行，在一种主动权有限的被动关系中，通过耕耘时间换回领导力，这或许是朔氏方法论的最好总结。

反过来看，这种朔式智慧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贯穿其中的呢？

首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初联邦政府的内阁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简言之，虽然两个小党一开始志得意满，即自民党把持了钱袋子、绿党获得了对外代表权和经济决策权，但社民党却占据了关乎社民党执政根基的核心部门，也就是干好德国选民最关心的议题，即养老、最低工资、就业市场、住房等。因此，虽说内政部、住房建设部、国防部和卫生部看起来都是苦闷干活的部门，却是符合社民党核心利益的部门。

表1

自民党（FDP） 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交通与数字部

社民党（SPD）劳工部、内政部、住房建设部、国防部、卫生部和经济与发展部

绿党（Die Gruene） 外交部、经济与气候保护、环保部、家庭部与农业部

其次，看完内政，我们再看外交。在外交政策主导权上，在多党政府成立之初，德国内部又出现了有关总理和外交部长之间谁是厨师（Koch）、谁是跑堂（Kellner）的争论。这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发明的说法。在施罗德的定义中，总理当然是“厨师”，外交部长只是传菜也就是传递信息的“跑堂”而已。执政之初，缄默不语、隐忍被动，当然是面对作为强势联合执政伙伴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的有效策略。到底德国外交部长是真正做上了“厨师”的位置，还是只是一个强势的“跑堂”？厨师当然不会不明白跑堂的想法，也不会真正让一个跑堂取代自己。尤其在最关键的议题上，Chef ist Chef.（这句德语可译为：老板就是老板。）在最近联邦政府一系列对华关键决策上，朔尔茨至少是坐回了厨师的位置。

总之，回顾朔尔茨的底色，他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坚持信念和原则，但也学会了偏于现实的方法论。对于信念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信念告诉你目标在哪里，方法论则告诉你怎么才能通向那里。信念是理想主义，方法论则是一种现实主义，有时甚至不得不做出妥协，这样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也至少能更接近它。正如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所说, “一个人若能同时保有两种全然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一流的政治家自然需要具备一流的智慧。

写在最后

这是一篇尝试回顾德国总理朔尔茨自去年赢得大选到如今担任联邦总理近一年以来的心路历程。我们无法真正体味他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或许他身边的幕僚也不一定能。写这些只是告诉我们自己，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朔尔茨此次访华虽短，但意义不一般；虽然带来了声势浩大的“总裁团”，但政治信号的意义大于经济信号的意义。当下的德国“交通灯”政府虽然在内政领域面临很多经济挑战，也重视经济利益，但是，在对外政策领域，价值观这个参数的权重要高于经贸收益这个参数的权重。所以，当前背景下，如果中国还跟以前一样只是拿双边经贸数据和对方打交道，是行不通的，因为德国这种对华市场的高度依赖就跟之前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一样，会让他们产生同样的不安全感，甚至危机感。简言之，这届德国政府中很多人对中德经贸数据已经表现得有些“审美疲劳”了。这或许也是朔尔茨在回国后为此次访华辩护时没有那么突出“经贸”字眼的原因。

因此，当双边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波折的时候，中国一要能识别对方的底色和方法论，即尝试把握对方的信念和实现目标的路径；二要对那些底色我们还比较有把握的人，多点耐心、多给予时间，要先多观察而不是过度担忧；三是不能只单纯指望德国（以及欧盟）对华友好派能够改变德国乃至欧盟当下的时局，也绝不可忽视大时代背景对两国政治目标、价值理念、经济利益差异的影响，坐在谈判桌上的每个人理所当然都是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的。在此背景下，我们也要重新反思，我们与对方打交道的方法论在当下是否还合时宜。

（周旺旺，博士，深圳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深圳技术大学德国工业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出版独著《欧元区人民币国际化动力机制研究》（2021年）、共同译著《汉斯•蒂特迈尔传：构建德国和欧洲经济秩序的一生》（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