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口危机、高福利与移民

当前德国人口困境：老龄化少子化下，高福利社会是德国财政的双刃剑，养老金入不敷出、代际负担加重。

德国人口历史上的四次转型：

1）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庄园式农业、工厂手工业发展与战争、疾病并存，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仅1.8‰。

2）高出生、中死亡、高增长阶段：普鲁士王国崛起，扩张领土、土地改革和解放农奴扩大人口基数，1700-1871年总人口增长2.7倍增至4100万。

3）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繁荣促使人口增长，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人口数量波动。1871-1945年德国人口由4100万增至6600万。

4）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二战后德国经历了短暂婴儿潮后，忽视随后的人口零增长问题，1980年代德国已迈入深度老龄化，但直到2002年德国联邦议会《人口变迁调查报告》提交，德国社会才广泛认识到人口结构的改变。数量上，1970-2020年人口总量由7780万缓慢增至8320万，主要是土耳其外籍劳工及21世纪难民潮填补了自然人口的空缺。1947-2020年人口出生率由15.6‰降到9.3‰，1972年后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结构上，2007年德国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1950-2020年人口金字塔形状由扩张型转为静止型，并将在2060年代转为收缩型。1950-2020年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9.7%增至21.9%，高于美国、英国的16.6%、18.7%。

当前德国人口困境：老龄化少子化下，高福利社会是德国财政的“双刃剑”，养老金入不敷出、代际负担加重。从政府支出看，德国的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支出等开销随老龄化的加重而上升。根据OECD数据，1980-2019年间德国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由22%增至26%；1999-2017年间德国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由9.9%增至11.4%。从养老金赤字看，自80年代之后，德国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处于筹资与给付的两难困境，2020年德国养老保险基金赤字39亿欧元。从财政收入看，1992-2017年间德国个人所得的税收征收总额增速由25%降至5.7%，劳动人口减少造成的税基短缺是根本原因。

历史上德国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1）建立养老、医疗、护理等五支柱社会保障体系，社保种类丰富、体系完备、强制覆盖。2020年德国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占GDP的23.4%，其中养老保险约占30%。覆盖率方面，德国的法定健康保险对个人是强制性的，因此德国的医保覆盖了超99%的人口；德国的养老保险也覆盖了超89%的从业人员。

2）多重育儿津贴保障德国家长的工作-育儿平衡，将养育子女视为另一种工作。德国联邦政府直接发放多种家庭补贴，支出归属中央政府预算。其中父母津贴给在家育儿的父母每月收入65%-67%的补贴；儿童津贴给每个孩子每月至少219欧元，至少拿到18岁。

3）德国养老金制度注重对家庭的友好性，法定医疗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专设人性化的家庭政策。首先，德国计算养老金时考虑养育子女时间，父母每生养一个孩子，月养老金约增加 91.35 欧元。其次，德国的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为参保人群制定了丰富的家庭友好措施，如连带参保、家庭护理人福利等。

4）德国在法律层面引入“外国人融合课程”，开设一系列难民就业引导项目，预计居留十五年后难民就业率达到70%。

启示：

1）加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通过央行印钞票支持生育家庭。借鉴德国等发达国家经验，鼓励生育资金主要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额外补贴，并设立专门机构建立鼓励生育体系。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支持生育家庭现金补贴、个税抵扣、企业所得税减免等，最终由央行印钱，不增加地方政府和企业负担，让年轻人敢生、生得起、养得起。

2）加强养老保险二三支柱建设，加大第二、三支柱缴费环节税收优惠力度；推动养老金基金入市，扩大第一二支柱投资范围，增加权益类投资。

3）建立强制性护理服务体系，借鉴德国、日本的护理评估分级标准，正式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护理分级标准，将护理服务纳入社会救助体系。

4）借鉴德国《社会护理保险法》经验，迎合中国老人“家庭养老”的习惯，支持家庭照护。鼓励亲友参与护理并予以政策补贴，加快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鼓励社会资本进军养老产业。

5）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养，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