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弗大使：欧洲的命脉在德国

本文选自《柏林法则：欧洲与德国之道》，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作者为英国驻德国前大使保罗·莱弗。

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全民公投之后，英国政府在未来 10 年左右的首要任务，将是确保能令人满意地退出欧盟，并在欧盟之外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英国在 1961 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当时还不叫欧盟）时，由法国来决定是否接受，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英国加入。戴高乐总统最初说“不”时，没有遭到其他五个成员国的任何反对。后来蓬皮杜总统说“是”时，情况也是如此。

在那些谈判中，只有法国所关切的问题和与法国利益相关的事情，才会被提上议程。欧共体委员会只负责会谈本身和技术筹备工作，但是它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国政府决定的。

现在我们要离开欧盟，一切都将由德国来决定了。其他 27 个成员国将一致同意我们进行脱欧谈判的框架，而德国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德国政府将有权决定，占英国出口量近 50％的欧盟，会与英国缔结何种贸易协定。英国经济的这一命脉，将掌握在德国人手中。

客气地说，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德国行使权力的方式并不为当下的英国政府所赞赏。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 1990年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德国统一条款达成的协议，令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沮丧不已，她当时曾想方设法制止这一协议的签订。1992 年，当英国被迫离开欧洲汇率机制时，德国政府拒绝干预，这激怒了撒切尔的继任者约翰·梅杰。

但总体来说，迄今为止德国一直是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我们分享着许多共同利益和政治共识。对于负责带领我们从欧盟脱身的英国部长和官员们而言，将德国作为对手（因为谈判很大程度上是对抗性的），将是一种全新的经历。我们将直接面对德国在欧洲的实力体现。

我们也将在其他方面面对它。德国不仅在欧盟的经济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欧盟未来如何与俄罗斯和土耳其打交道，将主要由柏林决定。对于美国而言，在欧洲，德国是需要优先关注的国家，并且是欧洲最为重要的力量。对中国、印度和巴西而言，也是如此。

置身于欧盟之外的英国，将不得不适应这一新的现实。我们仍将是世界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与其他英语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在北约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们的军事能力，仍将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我们将没有特殊的地位，也没有能力来行使如德国一样的领导权。

德国的声音，不仅将在签订英国脱离欧盟的条款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将决定失去英国的欧盟如何发展。欧盟的成员资格、权利和政策，将反映德国政府的选择和优先事项。而这些反过来又将是德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最重要的德国经济利益的产物。关于欧盟在 20 年后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任何预测都必须根植于对这些利益的认识。不仅要了解德国政客们对欧洲的看法，更要了解他们在欧盟体制中的行为与作用。

我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英国与欧洲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关系。1972 年 1 月 22 日，英国签署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条约时，我在布鲁塞尔。我未来的妻子也在那里，她的工作是抹去一个恼怒的英国女人（她也许可以算作英国独立党人的原型）扔在英国首相礼服上的墨水，（因为在那个女人眼里）英国首相交出了国家主权。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欧共体委员会任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是处理欧盟事务的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从 1997 年到 2003 年，我担任英国驻德国大使。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看着德国的力量在增长。总体来说，我很欣赏德国高层政治人物使用德国力量的方式。其中有些人，例如威利·勃兰特、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都具有出众的人格魅力。其他人，例如安格拉·默克尔，则具有更为谦和的美德。几乎所有人都有才干并有特色。

近 40 年来，我与德国官员打交道，更像是一种享受。他们开朗、开放并尽职尽责，是一起解决常见问题的最佳同事，也是办公室以外最好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与我私交甚笃。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将来英国和德国在一起讨论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在外交部的继任者可能无法与德国同行享有同样轻松的关系。德国的力量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不是基于军事力量，也不是基于德国领导人引以为荣或为之欢呼的东西。尽管如此，德国的影响如此之大，依然是当今欧洲的基本现实。我希望这本书对理解以上问题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