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核电 德国弃核之路能走多远?
《环境与生活》杂志 作者: 高晓
目前在德国,无论百姓还是政府,反核的呼声都呈压倒态势,与那些核电产业蓬勃发展的国家相比,这种态度的反差不禁让人疑惑:今天反对发展核电的排头兵,为什么不是深受核事故之害的日本和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地),而是核科学人才辈出、核技术先进而成熟、以严谨和规矩闻名并且从未出过核事故的德国?德国为弃核又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德国的经验对继续发展核电的国家又有哪些借鉴作用?
德国核电政策数次反复
其实,几十年来,德国政府的对核态度也是反反复复,一路风雨。不妨先回顾一下德国战后和平利用核能的历史。
1957年,德国在慕尼黑附近的城市加兴(Garching)建成本国第一座科研核反应堆,1962年2月正式联入德国电网。
1962年1月1日,德国通过第一个核能和平利用及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明确规定核能的应用范围和核电站的运行年限。
1969年,德国建成了第一座商用核电站。
1974年,中东石油危机爆发,德国政府大力支持发展核电,德国核工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德国民众反核声音强烈,德国政府停止了对核工业的支持。
1989年,德国至今以来的最后一个核反应堆——格赖夫斯瓦尔德市(Greifswald)5号反应堆落成。
2000年6月,德国通过了核能和平利用及环境保护法律的追加条款,并以法律形式禁止建造新的核电站。
2002年,德国红绿党联合政府与资方达成协议,出台“核电逐步退出”法令,最迟2022年之前,以厂龄和发电量为依据,陆续关停全国19座核电站。
2003年和2005年,陆续关闭两家核电站。同时政府决定投资可再生能源,例如水力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等等。
2010年10月,考虑到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默克尔主政的黑黄联合政府有关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的计划,将德国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的时间,由2022年前后推迟到大约2035年。
所谓红党即社民党,在政治上属于左派,绿党则强调环保,红绿曾一度联合执政;黄党是自由民主党,多代表资方;黑党指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是默克尔的党,属于中偏右的党。
2011年3月12日,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当天,德国政府就立即宣布:3个月内关闭7座上世纪80年代以前投入运营的核电站。
电力公司与联邦政府打官司
虽然德国尚未发生过大的核事故,但福岛核泄漏使人们的担心和恐惧达到极点。按照日本核泄漏事故后疏散人口范围直径30公里测算,一旦德国发生同级别核事故,12%的人口(约958万居民)将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危险区域中。于是德国各地都发生了形形色色的游行示威。在民意调查中,有超过80%的民众反对默克尔延长核电站使用寿期的决定。在舆论压力和事实面前,黑黄两党联合政府提出,将最老的7座核电站短期内立刻下马。
但这样一来,投资人不干了——提前关闭经济损失巨大呀!地方财政也招架不了,不仅核电站每年上缴的税收泡了汤,还得拨款用于失业人员的安置和再培训。因此地方政府联合电力公司,一起与德国联邦政府打起官司。直到2011年8月底通过决议,有8座核电站被永久关停,9座较新的核电站可继续运行,最晚至2022年底关闭,后来又推迟到2035年。
自上世纪80年代反核运动以及绿党崛起以来,核能利用与安全,就一直是德国社会激烈争论不休的话题。而德国民众之所以如此恐惧核电,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德国的影响有关。
挥之不去的切尔诺贝利阴影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4号核反应堆爆炸,当时,方圆4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核辐射;在风力作用下,整个欧洲不同程度地被污染。
德国南部的多瑙河以南受污染较重,当年测量露天堆放的稻草,放射性剂量明显增高。据当时目击者回忆:天空晦暗,昏沉的云呈黄绿色,好似大雨即将来临。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发生了核泄漏,不久听到收音机电视报道后,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大人们关紧门窗,严禁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田里的蔬菜一夜之间无论成熟与否一律销毁;甚至部分公路为防止运有污染蔬菜的可疑车辆通过也被封闭。此时,笔者恰在南德地区的大学读书,亲历了这段提心吊胆的日子。记得当时出门,即使烈日当空,也要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回到家即使放开水龙头不停地洗涤,依旧心怀巨大的担心。
大家最关心的是辐射对健康的间接影响,蔬菜瓜果都不敢买。由于南德的巴伐利亚与巴登-符腾堡是德国最接近东面的两州,专家检测后,发现不仅田地里的生菜、树林里的野蘑菇被污染,连野猪肉的幅射量也都大大增高。
当年的核泄漏危害到底有多大?至今专家们莫衷一是。例如,慕尼黑环保局的Alfred Koerblein先生2006年公布一组数据,表明发现当地1987年新生儿的死亡率比往年高出5%,按妊娠时间推算,新生儿死亡率增高与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有直接的关系。反驳一方则称,在德国重污染区域统计了5000名在核泄漏前后受孕的孕产妇,其新生儿的死亡率和畸形率,与历史数据相比并无大差异。为安慰德国民众,还有专家报出几十年的土壤检测数据指出,当年放射性物质不算很高,构不成威胁,当年的恐慌是多余的等等。但在民众眼里,不论谁是谁非,整个事件给人造成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
核物理专业在德每况愈下
当年高考时,笔者填报国内某著名高校的物理专业(对外称“物理二系”),结果名落孙山。后来从一位知情人那得知,该专业涉“核”,除了学习成绩,严格政审是必走程序之一。在那种神秘氛围下,学核物理俨然是种极富使命感的殊荣。
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德国后,笔者的“亲核”情结受到冲击。除了在电视上常看到各地发生的五花八门的抗议示威,最直接的是有一天听到一位留学生的描述,才知道这儿对核有另一面的认知。
当时进入德国高校的中国学生以公费生为主,无论拿的是哪家机构的奖学金,受资助者都必须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攻博资格,才能继续学位学习。因中德两国大学当年学位设置不同,即使国内的硕士生到了德国高校也得再磨练一年,才能拿到攻读学位的“路条”。当不少同学抱怨自己的德国教授如何苛刻时,一位来自国内的本科生新人首次与教授面谈,不仅被许诺可以拿到攻博资格,甚至还承诺为他这个自费生设法争取奖学金!
后来与这位同学私下细聊才大悟,原来他学的是核物理专业!因该专业在德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每况愈下,当年所在大学只招收到6名德国学生,再发展下去恐怕老师自己也得另寻出路了。
担忧核废料污染
德国人对核电的恐惧还来自核废料。笔者听女儿的大学同学讲述过她弟弟因反核如何被警察局关押,通知她前去交罚款领人的故事:为阻挡运载核废料火车通过,小伙子居然让人把他铐在铁轨上。哪知与警察发生冲突后,反核人士纷纷跑掉,唯独他成了警察的“战利品”。小伙子进了局子又害怕父母知道,只得报出姐姐来领人。
除了对灾难性后果的担忧之外,德国的核电立场还与核电站高昂的维护和善后成本有密切关系。为了确保核电站安全运转,德国每年需要投入5000万欧元的维护费用。另外,只要核反应堆一开转,就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停产、封堆、冷却等等,都需要花费极高的代价。假如世界上有一种只能开工运行却无法关闭停产的工厂的话,恐怕非核电站莫属。
1988年,位于德国哈瑙的核电站历时5年建设完工后,还没来得及生产一根燃料棒就被废弃。尽管当时的安全设计都满足了抗震、防恐、抵挡飞行器冲撞的苛刻技术条件,但由于绿党和民众的强烈反对,经营者抗争多年也没能改变被迫放弃的命运。
当年德国哈瑙核工厂被废弃后,有的国家打算购买该厂的核设施,却被德国人拒绝。原来德国人觉得,大家同在穹顶之下,既然核材料是危险物品,放到哪儿都不妥当,更何况是到安全防护技术和资金力量远不如自己的国家。转让核设施无疑是害人害己。
核电比例从25%减至16%
目前德国核电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已从几年前的25%左右缩减至2014年的16%。而德国政府近年来在提倡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方面发动的“人民战争”政策,对此功不可没。10年前,政府就采取补贴鼓励私人在自家屋顶建造太阳能发电装置,要么自家独用,要么并入公共电网获取政府为期20年的发电费。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德国房顶的颜色短时间内就由红(瓦色)转蓝(光伏板),缓解了用电紧张。根据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欧洲最大的应用科研机构)的一份数据,2014年,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份额已经达到28%,比上一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默克尔政府计划到2022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35%的目标。
弃核后却进口核电
不过,为了弃核,德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德国《明镜》周刊2011年9月曾报道,决定弃核后,德国很快从电力出口国变为电力进口国,而进口的依然是核电,来自法国和捷克。那一年,捷克的核电站每天向德国输送多达1200兆瓦时的电力,无异于“用进口核电代替自给核电”。
来自德国消费者门户网站“Veriox”的数据显示,德国的民用电价从2000年的13.64欧分/千瓦时,上涨到2014年的28.54欧分/千瓦时(约合2元人民币)。这个电价包含25%的电力成本、22%的输电配电费、22%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16%的增值税,还有电力税(也叫生态税)、特许权税(对电缆占用公共空间的征税)等等。这一系列收费项目使德国成为欧洲电价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丹麦,而其中超过半数都是税费。按德国三口之家平均年用电3500千瓦时计算,一年的电费达1000欧元。德国《世界报》2012年6月26日报道,有80万德国人因为交不起电费而被断电。
为什么会收取比例很高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呢?原来,当无风无日照时,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不足,一些钢铁厂等高耗电企业就得暂停运转。这些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就加在一般德国民众的电费账单里。
德国弃核,是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勇敢尝试。不过,这种尝试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负担得起。在拥抱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同时,这个严谨的国家还要为供电稳定性的提高和民众用电成本的降低,做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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