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的共识:不否认历史

新民晚报   记者：齐旭

“那一代德国人正渐渐老去，越来越少的人还保有着关于二战的个体记忆。”在位于柏林的德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德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艾博哈德·桑德施耐德教授在接受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鉴于德国的经验，他认为中日两国年轻一代应当抓紧机会，消除历史和战争所造成的隔阂。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不会容忍领导人否认历史。”在桑德施耐德教授看来，尽管在战后历经种种曲折，但不否认历史最终还是成为了德国社会的共识。

没来得及向父亲提问

与很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桑德施耐德教授也有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父亲。“他在法国作战，三次受伤。”但也和许多其他的父亲一样，回归平静生活的老桑德施耐德从来不对儿子提起自己在战时经历了什么。

“父母这一辈人并不愿意提及这段历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羞愧。”但桑德施耐德教授说，对父辈以及自己这代人，二战都是一辈子的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在联邦德国兴起，当时的年轻人试图打破长辈对二战历史的缄默氛围。“德国人为此经历了相当痛苦的阶段，几乎每个家庭中不同年代的人都面对着非常复杂的争论。”然而，当别人开始向父母提问时，桑德施耐德教授的父母却早已过世。他对新民晚报记者说：“父亲去世后，我渐渐意识到再也没机会向他提问了。”

没来得及向父亲提问，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桑德施耐德教授提到一部由ZEIT-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基金会CEO迈克尔·戈林写作的小说《向着墙》。“你们到底用火车送走了什么？”“1944年的意大利发生了什么？”小说的主人公、与桑德施耐德教授同龄的格奥尔格自16岁的时候开始向父亲提问关于战争的真相。而当他最终得知了真相，他觉得自己面前似乎出现了一堵墙。桑德施耐德教授说，更准确地说，这部反战小说是他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它让我找到了感情上的纽带。它描绘的争论，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而最终，是发生在家庭中。也许下一代人有别的问题。但对我们这一代人，那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随着老一辈人渐渐老去，关于战争的记忆也渐渐淡去。“对于现在的一代德国人来说，战争已不再重要。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出生于两德统一之后的年轻人，他们对两个德国都没有鲜活的记忆，更不用提二战及其带来的恐惧和威胁……对战争的记忆与理解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老去而发生变化，这很正常。对亚洲来说也同样如此。”鉴于这样的状况，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在集体层面，亚洲年轻一代必须抓住机会，创造新的未来。

桑德施耐德教授回顾起近代以来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历史纠葛。“德法两国发生了许多次战争。一战以后，法国试图控制德国，二战期间我们又打了一场狠仗。这令法国领导人认识到，与其与德国对抗，不如与之成为一体，而这也就是欧洲打造共同体的开始。”

他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共同体的建立是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而这个成功故事的前提，是国家之间彼此互相理解。“无论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我们依旧彼此合作，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武力对抗。”但桑德施耐德教授认为，对于亚洲而言，这样的共同体可能永远都不会建立，美国毫无疑问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而中日韩朝之间的利益冲突也阻碍了这一进程。

我们不需要国际压力

“中日之间有很多问题，但首先两个国家卡在了历史问题上。”桑德施耐德教授说，德国也在与邻国处理各种历史问题，“而这个过程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很显然，在亚洲地区，中国、韩国与日本关于二战，以及日本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在中韩两国的所作所为，有着不同的解释”。

回顾战后德国的去纳粹化进程，桑德施耐德教授说道：“那是个很长的故事，我们花了数十年时间，在社会范围内广泛讨论，文学家、电影家、学生、历史学家……几乎社会各个层面的人都参与到这场讨论当中。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谁该对此负责？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人可能应当对此负责？如何对待这些罪行？”

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前纳粹德国时期的官员在战后初期回归仕途。桑德施耐德教授告诉新民晚报记者，前纳粹官员的“回归”引发了德国社会的讨论，而这些讨论通常会将这些前纳粹官员“打回原形”，比如纳粹德国时期的法官、联邦德国时期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菲尔宾格。

相比起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慰安妇”的存在等种种掩盖、否认战争罪行的做法，桑德施耐德教授对当今德国的社会和政党很有信心。“我们不需要任何来自国际的压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不会容忍领导人否认历史。不否认历史是德国社会的共识。”他说，尽管德国境内仍有右翼分子活动，但势力不大，不会对政治决策构成影响。“对我们的任何一个较大的政党来说，否认历史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不会选择以此作为自己政治前途的终结方式。”“这是一个十分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但最终结果是积极的。”但桑德施耐德教授并不认为德国对纳粹主义的警惕就此结束。“任何时候，它都可能回潮。如果发生袭击或迎来难民潮，关于纳粹主义的争论又将立刻兴起。”

德波共编历史教科书

“搁置问题，向前看。理论上，这可能行得通，但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时间。”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总是会不自觉地在接受采访中拿中日关系与德波关系作比较。“如果双方都同意，那当然可以装作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但问题随时可能回来。”

桑德施耐德教授承认，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年，德国与波兰之间依然还是存在历史问题。“关于对我们共有的历史问题的一些看法。比如，我们也有关于教科书的争议。”他向新民晚报记者介绍道，对于德国一些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的历史观点，德国与波兰存在分歧。“所以，德国与波兰在战后的和解，以及德国与捷克和解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就是设立教科书委员会。”

1972年，德国与波兰共同撰写历史教科书委员会成立，目的自然是和解，就教科书中一些共同的历史问题达成一致的观点。然而，由于正值冷战最高峰，委员会的工作步履维艰。甚至当四年后，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编纂共同历史教科书的建议就引发轩然大波。十三年后，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才实质启动。教科书的每一章内容都由委员会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给出指导意见，然后交给专门的写作班子完成。而这个写作班子则由相同数量的德波人员组成。2013年，德波共同历史教科书第一卷出版。“对于德国和波兰来说，这个过程都是十分困难的。但这也是令德波两国步入友好关系阶段，并在当下展开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桑德施耐德教授又提起了中日韩共同编纂的历史教科书。

2002年3月，中日韩三国的民间团体和历史学家在中国南京国际学术会议上决定，共同编撰可供三国中学生使用的近代现代历史教材。由23名韩国学者、17名中国学者和14名日本学者组成的共同编撰委员会随后召开了数十次国内外会议，最终解决了有争议的历史阐述。那本三国合编的历史教科书于2005年5月26日正式出版。“你不可能把这些都扔给政治家。与此同时，政治家也应当信任那些专家、历史学家，让他们得以坐下来达成共识。最终，无论这些专家达成怎样的结果，政治家都应当接受。”桑德施耐德说道。

而对于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桑德施耐德教授认为，这是个关于象征的问题。“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下跪，象征的是德国人对波兰人说：‘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们，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我们真心道歉。’而如果换做纳粹集中营，那又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象征。”他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对改善中日关系不会有任何帮助，“对双边展开沟通的过程来说，那是一场灾难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