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燎宇谈德国文学的难言之隐

中国网    作者： 王冉

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从事德语文学研究30多年。他翻译过托马斯•曼(Thomas Mann)、马丁•瓦尔泽 (Martin Walser)、斯文•雷根纳(Sven Regener)、阿诺尔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等人的著作和小说，其译作《雷曼先生》(Herr Lehmann)曾获鲁迅文学翻译奖。

在接受中国网采访时，他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中、德国两国文学的异同。他指出，各个国家都有难言之隐，德国也不例外。由于政治原因,德国文学几乎没有一本描写纳粹德国日常生活的小说，没有一本反映生活在纳粹德国的普通民众（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者不属于这个范畴）的思想和感受的小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因为小说也是历史文献，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一般的史书中看不到的心灵史和微观历史。这一问题当今的德国人普遍没有意识到。他们以为自己很自由，他们喜欢谈论和指责别国的不自由，尤其是中国，这实际上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傲慢和偏见。

中国网：黄老师，您好！您是研究托马斯•曼和马丁•瓦尔泽的专家。您曾经说过：“谁讨厌托马斯•曼，我讨厌谁。”而马丁•瓦尔泽曾经批判过托马斯•曼，您为何会同时喜欢这两位作家呢？

黄燎宇： 我对托马斯•曼的钟爱由来已久。我也说过：“谁喜欢托马斯•曼，我喜欢谁。谁讨厌托马斯•曼，我讨厌谁。”不过，我是在阅读托马斯•曼研究文献时发现马丁•瓦尔泽的。1975年，在托马斯•曼诞辰100周年之际，瓦尔泽写了一篇题为《反讽作为最高级的食品或者高贵者的食品》（Ironie als höchstes Lebensmittel oder Lebensmittel der Höchsten）的檄文，对托马斯•曼进行猛烈批判。我一看到这文章标题，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认定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于是就开始关注他。

从语言外观来看，这两位作家的差别很大。托马斯•曼喜欢长句，马丁•瓦尔泽喜欢短句。托马斯•曼的一个句子可以有300多单词。而马丁•瓦尔泽初期写长句，晚期写短句。关于这个转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八卦。有一次，瓦尔泽写一个长句时岔了气，差点把命丢了。从此以后他就只写短句。不过，这两位都是具有“德意志特色”的作家。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语言的思想密度大。他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对德国历史和民族精神发表过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第二，可以提供高级娱乐，也就是智性快乐。他们是反讽大师，但反讽是一种需要经过思考才能理解的美。第三，他们都是很博学的人，他们的作品就是大百科，从中可以学到关于德国和欧洲的文化、历史以及思想史。知识传播是文学的一大功能，他们作品便很好地履行了这一功能。

中国网：您认为文学还有哪些功能？

黄燎宇：根据流俗之见，文学就是煽情滥情，就是咬文嚼字或者风花雪月。我是一个文学帝国主义者，我认为文学还有更为广泛的功能，如哲学认识功能、历史文献功能、娱乐功能、逻辑训练功能等等。特别要说明的是，文学常常对正史即大历史的书写形成补充，后者常常存在两个盲区：一是心灵史，二是日常史。在那些宏大的历史叙述中，你看不见普通人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用什么，看不到人们彼此之间如何交往、如何交流。当然，现在的历史研究中已出现专门研究日常史的社会史流派，相关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日常史提供了大量材料，但读这类书籍总不如读小说获取史料来得轻松、自然、真切、愉悦，不管我们读的小说是否为经典的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

读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臣仆》(Der Untertan)，可以见识德皇威廉二世的言论和他在民间的形象和威望；读托马斯•曼的《魔山》(Der Zauberberg)，可以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士的山顶疗养院中的饮食起居，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则是一部20世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指南；看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和马丁•瓦尔泽，可以很好地了解德国50、60年代的社会生活；读欧根•鲁格(Eugen Ruge) 的《光芒渐逝的时代》 (In Zeiten des abnehmenden Lichts)，则可了解东德的家庭和社会生活。需要强调的是，德国作家普遍具有实证主义的美德。他们在写作之前通常要对小说中所涉及历史或者学术话题做不少考证和研究。为了写一本小说，有的作家会拿出写博士论文的劲头来查阅文字材料，或者进行实地考察，或者向“活辞典”即有关专家咨询等等。这样写出来的小说，很可能成为寓教于乐的大百科。读者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中国网：您刚才提到德国文学作品的特点或者优点，当代德国文学也存在什么问题吗？

黄燎宇：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这就是政治原因妨碍创作自由。这体现在德国当代作家没有写出一本反映第三帝国日常生活和日常感受的小说。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离谱，道理其实很简单。对于普通的德国人（不包括犹太人和各类异见人士及地下抵抗人员）而言，第三帝国可谓丰衣足食、秩序井然、业余社会丰富多彩。对于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来说，还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的一位联邦议院议长曾在一次演说中说道，如果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止于1938年，如果他不屠犹不发动战争，他有可能成为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原因是他的内政搞得太好。虽然这位议长因为这番言论被迫辞职，他陈列的诸多“干货”却值得我们正视和思考。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的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不去关注或者不在乎周围是否有犹太人消失，他的日子可能会很充实、很舒服、很阳光。对于他来说，生活的主旋律并不是黑色恐怖，不是血雨腥风。可是，谁敢这么写小说？谁会这么写小说？在长期的政治教育之下，第三帝国的过来人多半会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的历史画卷上增添一些暗色调。

瓦尔泽的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Ein springender Brunnen)就很好的例子。这部小说以小孩的视角讲述了第三帝国。瓦尔泽曾经在散文中回忆过自己的少年时代。他承认自己当时很幸福，同时也承认几十年后，当他得知在他享受生活的时候，犹太人却被源源不断地送往灭绝营，那种感觉很怪诞、也很难堪。再后来，等到他写小说的时候，他明显给自己的少年时代加了一些暗色调，描写了纳粹肆虐给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惹到一点麻烦。有评论家就质问他的小说里面为什么没有出现奥斯维辛。这是典型的政治教条主义。因为这是一本儿童视角的小说，小孩哪知道这么多政治？而且，纳粹德国将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几乎全部建在国外，建在东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让老百姓“眼净”，眼不见心不烦。

在此，我可以讲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几年前我去魏玛开会。会后跟其他参会者坐大巴去七公里外的埃特尔斯山参观布亨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旧址。德文中“布亨瓦尔德”的意思是“榉树林”，而我对植物很感兴趣，所以我请同行的德国教授把山毛榉指给我看。结果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这种树。后来据研究历史出身的导游讲，布亨瓦尔德这个听起来非常浪漫的地名其实是纳粹精心构想并且由希姆莱（Himmler）拍板敲定的，目的在于掩人耳目，避免人们从埃特尔斯城堡王宫联想到魏玛王宫和歌德、席勒——把歌德、席勒跟这种事情扯在一起肯定不妥。

描写第三帝国历史的最佳人选自然是第三帝国的过来人。他们中间不少人写了回忆录，但他们不写小说，他们不敢写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过第三帝国的整整一代人即将离开人世。他们给德国文学留下一个永远的空白和永远的遗憾。

中国网：据您所知，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接受情况如何？

黄燎宇：不太好。中国文学走出国门面临很多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两种文学的区别很大。一般而言，中国文学故事性强、细节多。而德国文学注重思辨、重语言，思辨的结果常常直接反映在语言上面。因此，德国人会觉得中国人太罗嗦，中国人会觉得德国人太无趣。其次，翻译不好。德语是一种立体结构，由“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如果-那么”等一系列的连词构建而成。而中文是线性结构，讲究排比和对仗。如果直接将汉语翻译成德语，这不仅不符合德国人的阅读习惯，有时他们甚至要怀疑中国作家的思维能力。有些人认为，译本质量差是中国文学难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重要的原因。而莫言之所以获奖，不仅其英译本质量很高，德文版本也很不错。三是欧洲中心主义。许多德国人习惯站在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看中国，所以本能地从中国文学里找政治批判素材。德国人在看本国文学的时候比较唯美，看重艺术性和思想性，作品越复杂越精致就越好；看中国文学的时候则倾向“重口味”，乐见感伤文学、控诉文学甚至口号式文学。读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忘记一条文学普世价值：写出人性复杂的文学才是伟大的文学。

中国网：在德国比较受欢迎的中国作家有哪些？

黄燎宇：除了那些所谓的“流亡作家”和异见作家之外，比较受欢迎的有莫言、余华、李洱、闫连科、阿来。总的说来，德国人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度和欣赏度低于英国、法国、意大利。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他们不乐意给中国作家颁奖。德国的文学奖很多，但是涉及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很抠门儿。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偏见或者奇怪心理，他们本可以对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表示欣赏，因为我们有不少作品都符合他们从内容到形式对优秀文学提出的要求，如深刻的批判立场，如通篇的反讽和怪诞。

中国网：莫言在德国的知名度如何？德国人是如何看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黄燎宇：2009年，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Bayerische Akademie der Schönen Künste）把莫言吸收为荣誉院士，这是马丁•瓦尔泽和科学院主席迪特•波希迈耶尔（Dieter Borchmeyer）共同提议和推动的结果。莫言也因此成为唯一的具有德国院士头衔的中国人。德国人欣赏莫言的作品，包括他的写作手法以及高度政治化的话题。莫言拿奖后，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这同时也是一种炫耀，炫耀自己是慧眼识珠的伯乐。但在一些德国人眼里，莫言有很多的政治硬伤，譬如，他是体制内的人，他还是副部级干部（作协副主席）。如果他们知道莫言一开始就读于军艺，他们恐怕会严重郁闷，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诺奖的摇篮。还有，莫言不喜欢在作品之外谈论政治。一些德国人想不通，对中国社会进行如此尖锐批判的莫言怎么在中国如此吃香。最后，他们找到一个能够自认为合理的解释：莫言的写作手法实在太高明，晃过官方的审查。换言之，莫言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是有多么的根深蒂固。他们总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看中国文学。

中国网：一个国家的文学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国家的社会现状。目前，中国社会的自由和开放程度是不是也比较高呢？

黄燎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上一直在朝着思想解放、思想自由方向迈进。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操练，中国人的精神自信呈几何级提升。当今的中国社会在思想方面已出现严重分化，不仅有左、中、右，还有极左偏左、极右偏右，甚至还有忽左忽右。有意思的是，不管哪种立场哪个阵营，说起话似乎都很潇洒，都充满了自信，而自信的标志就是嬉笑怒骂，就是玩反讽和戏仿。对内如此，对外亦如此。譬如我有一次在飞机上偶然拿了一份《环球时报》，看见一篇文章，题为《美媒忽悠缅甸别上中国当：宁要美国草不要中国苗》，讲的主要是美国《纽约时报》恶意解读中国和缅甸的合作，指责中国在缅甸的投资使缅甸国内的民族冲突升级。因此，美国“劝”缅甸别上中国的当，和美国保持合作。我很欣赏这个标题，这是一个很有气势、很有文学水准的标题。我这个年龄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个标题出自文革时期的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能够写出这一标题，一方面表明我们跟自身的历史拉开了思想距离，能够做到自我戏仿、自我讽刺；另一方面，文革的思想经历使我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美国。

总之，当今中国出现的思想自信，自然和国家的综合实力极大提升密切相关。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过不少的思想洗礼和思想破灭，我们不仅对自己国家的曲折历史有着深切的体验，同时也走出国门考察了西方社会，经过一系列的横向和纵向比较，悟出一些基本道理，有一点点“看破红尘”的意思。如果只看文学，当今中国社会的自由和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文学里几乎什么都写，什么都说。但文学有其特殊性，因为它有虚构成分，有叙事空间，可以成为作家的“隐形飞机”或者说保护伞。因此文学的自由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所以只能说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开放和自由。

黄燎宇：

四川自贡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德国文学，尤其是德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工作，同时活跃于中德文化交流领域。研究重点为德国现当代小说和德语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学术评传《托马斯•曼》（1999）、文集《思想者的语言》（2014）等。主要译作有《雷曼先生》（2002）、《批评家之死》（2004）、《死于威尼斯》（2012）等，曾参与翻译《歌德文集第10卷•论文学艺术》。主编文集《以启蒙的名义》（2010）、《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2011，与韩水法合编），主编并参与翻译《托马斯•曼散文》（2014）。曾获第二届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翻译奖。译作《恋爱中的男人》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