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德国：社民党–让我说你什么好

德媒   作者：张丹红

如果中国人说恨铁不成钢，那么他的意思是对一个与他亲近的人不成器感到遗憾。专栏作者张丹红对德国社民党就是这种感觉。

1993年春天，我对德国的好奇促使我打算加入一个政党，从内部了解一下德国的政治。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政党从名字上来说就把我这个非基督徒排除在外。对小党我又不甚了解。还剩下社民党。在中国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解救他们。当然德国人不在这三分之二之列，不过150多年前奥古斯特-贝贝尔创建的社民党也是为穷苦人的权利而斗争的。我由此对这个党有种亲近感。更让我着迷的是当时社民党的党主席恩霍尔姆。他简直太帅了，既有艺术家气质，又散发著男性的魅力。

入党前，我应邀参加了一个负责教育政策的社民党支部会议。"应当设立男校和女校吗？"是那天讨论的主题。我惊讶不已：难道我们生活在19世纪吗？我的热情瞬间跌入谷底。不久之后恩霍尔姆政治生涯的突然结束更使我对入党的事兴趣全无。

不过即使没有社民党党员的身份，我的心仍然在左边跳。当时左右两大阵营还有明显的区别。一位社民党朋友讲的笑话让我记忆犹新："一个九旬老人退出社民党，加入基民盟，理由是：'我死的时候，是他们那边死了一个。'"

施罗德是天才演说家

下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社民党政治家是总理施罗德。 尽管他政府工作的重点不是为穷人服务，但他的改革使德国具备了迎接未来挑战的能力，而为此他承担了下台的风险。2005年夏末我在波恩市中心的广场上聆听施罗德的选战演说。他用沙哑的声音嘲讽立志简化税收体制的"那位海德堡教授"，说按照那位教授的主意，主治医师和护士将缴纳同样的税金，这是多么的不公。施罗德的话听着很有道理，却是错误的。因为按照前宪法法院法官基尔希霍夫的设想，纳税人只有25%这一个税率。主治医师缴纳的税金当然要比护士高（百分率相同的情况下，基本值越高，百分值就越高）。不过选战是煽情，不是数学。施罗德的演说使我热血沸腾，他也在不久后得到了我的选票。

那之后，德国的政治变得极端无聊。从那次大选到现在，默克尔稳握大权。在摄像机前，她的双手摆成井字型；没有摄像机的时候，她轻抚选民，让他们昏昏欲睡。曾经那么骄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默克尔联合执政的时间越长，型号就变得越小。总理对付社民党的计策是把自己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化。按照明镜在线专栏作家Jan Fleischhauer的说法，默克尔是总理府中第一个认真执行社民党党章的人。

舒尔茨是错误的候选人

不过对社民党今天的糟糕状况负主要责任的还是社民党自己。在帅哥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奥地利外长库尔茨）政治家引领欧洲的时代，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人选。他抨击社会不公的单一话题更使选民对社民党生厌。说良心话，舒尔茨真以为在失业率创纪录得低和福利开支创纪录得高的时代，他能以社会不公这个主题赢得一届大选吗？

目前在科隆的科特惠芝博物馆可以看到一场以"起义"为主题的展览。女艺术家在上世纪初创作了两组围绕16世纪农民起义和19世纪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系列作品。她向自己生活的时代发出的信息是：如果社会不公正加剧，那么下一场起义就不远了。这适合上世纪初的德国，但肯定不适用于今天的德国。

当然政府可以关心一下局部的不公现象。但是作为自称大众政党的社民党，以此作为大选的主题就未免太单薄了。而且该党领导层此时做愤怒状也不可信。因为毕竟社民党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执政党。选民会不由自主地说：那你早干什么了呢？

党干部与选民生活在两个世界

更致命的是：社民党的党干部距离自己传统选民已经太远，以至于他们在北威州选举之后对社民党的一个个根据地被选择党占领感到大惑不解。外来移民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治安不仅是社民党选民、但特别是社民党选民关心的话题。而领导层却没有勇气触碰这个可能引发争议的话题。

现在社民党在输掉三场州选举之后总算发现了错误，并匆忙转舵。本周一，负责竞选纲领的班子介绍纲领大致内容时也提到了治安问题，还有免费的幼儿园。其实低收入父母迄今就只需为幼儿园付极低的费用，甚至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获益的将是高收入父母。而他们也毫不领情，因为免费幼儿园将意味着托幼质量的总体下降。

除此之外，社民党再次证明了自己善于得罪选民的敏感触觉。外长加布里尔一次次干预选战，要求在欧盟层面实施更多的再分配。社民党还不愿把自己降至联盟党和自民党的水平，参与他们降低税率的竞赛。这些高尚的政治家忘记了纳税人是人，不是圣人。他们希望至少每四年能在短暂时间里受到各政党的追捧，奶牛也需要喘口气。

我现在很庆幸24年前没有填写加入社民党的表格。理想主义已成过去。9月24日，我将把自己的一票投给对我孩子的未来最为有利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