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何放弃核武器？

金融时报    作者：约瑟夫•约费  /  译者：马柯斯

（本文作者为总部位于汉堡的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主编、斯坦福大学(Stanford)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促使德国人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其中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核武器政策。媒体揪住了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s)成员罗德里希•基塞韦特(Roderich Kiesewetter)发表的一则含糊声明，他称，如果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不再想提供核安全保障，欧洲就仍需要一把核保护伞”。之后，《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一位发行人又在火上浇了桶油。考虑到俄罗斯重整军备和英法单薄的武装，让我们考虑一下“不可思议之事”——我们“自己的核威慑”。

实际上，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the Federal Republic)成立初期起，德国人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更不用说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研究核项目的科学家了——他们在希特勒谴责该项目是“犹太人物理学”时不得不停止了研究。

二战后，战败的德国曾通过建立令全世界羡慕的民用核工业，来隐蔽而小心地开展核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悄悄溜进拥核国俱乐部。在西方国家还在观察希特勒的继任者们的表现、同时东方国家还视他们为头号敌人之时，成为拥核国是被严格禁止的。其目的在于未雨绸缪。对民用核能源有用的东西，对军用核能源也有用。

政府对核选项的探索不会显示在公开记录中，特别是鉴于西德为了加入北约(Nato)已发誓放弃核武器。但听听前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对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抨击吧。该条约庄严载入无核国家的禁核承诺。施特劳斯怒斥道，这是“摩根索计划2.0”(Morgenthau Plan squared)和“宇宙级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 of cosmic proportions)。

就连上世纪70年代初秉持和平主义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政府也对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迟疑不决，在意识到拒绝加入会导致“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旨在改善德国与莫斯科方面以及受控于莫斯科的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失败后才放弃抵抗。不过，德国保住了民用核能研发的自由，后来完善了整个燃料循环，其中包括生成可裂变物质的速度高于消耗该物质速度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fast breeder)：以可兼做武器级材料的钚为燃料。

让德国放弃核选项的并不是国际压力，而是国内的抵制。虽然其中原因仍将让文化历史学家捉摸不透，但德国确实变成了世界上最反核的国家——它对核的厌恶比日本更甚。在德国的核设施所在地，抗议者和警方之间的激战开始带有内战的意味，因此政府让步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放弃了可能制造核弹的设施：燃料加工系统、再处理装置和“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只有中心环节——动力反应堆——保留了下来。

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灾难发生后，默克尔政府将仅存的一环也切断了。从那之后，德国的核电站一个接一个地被废弃。最后一座核电站将于2022年底停工。

因此，不可思议的事成了不可实现的事。到2023年，即使德国想考虑核武器选项，它也不再拥有考虑这一选项所需的任何必要条件，除了有限的低浓缩铀生产能力——在最后一座核能反应堆废弃后也将失去。没有完整的燃料循环，便无法制造核弹：从对铀矿石进行气体扩散到将其转化为制作核弹用的金属，从乏燃料(spent-fuel)到可裂变钚（这是研制核弹的另一种方式）。

这些只是最基本的。一个国家必须通过设计和试验来掌握制造核武器的方法。它必须拥有坚固的发射井或核潜艇，让对手无法通过一次打击(first strike)摧毁自己的一切核力量。它还需要空基监控体系和实时指挥控制技术。自上世纪70年代沙阿（伊朗君主）时代以来，伊朗便一直在做这些工作。

考虑到繁多的反核法律、民众反对以及无休止的诉讼官司，单单重建燃料循环便会耗费很长时间。若想改变德国一边倒的反核文化，将耗费更长时间。

没错，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德国的潜在挺核斗士其实难道不是在梦想欧洲共同的核威慑力吗？法语中有一句简短的话：“核无法共享”——关系到一个国家存亡的决定权无法与他人分享。无论特朗普还是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都无法打破这条铁律。同时，投入大量财富来造就别人的威慑力，对柏林有什么好处？或许可以在瞄准的目标上有一些发言权，但并不是按下按钮的决定权。这几乎算不上值得考虑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