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 作者:沈敏
作为欧洲的“主心骨”,德国这一年有些“心不定”。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概括2017年的德国,我会用‘选择’一词,”德国问题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告诉新华网记者。
这是因为,2017年德国在内政和外交两个领域同时面临“选择困难”。
内政方面,9月联邦议会选举之后,陷入“选而未择,选不能择”之难:虽然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基民盟胜出为第一大党,但该党同巴伐利亚州姐妹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议席总和未超议会半数,不得不同其他党联合组阁。虽然这种情况近年并不鲜见,但这次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七十年来德国最“难产”的选后组阁。
上一届政府的搭档、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起初明确表示不入阁,只当反对党;默克尔只能选择与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和绿党谈判组阁。未料谈判各方立场分歧太大,自民党宣布退出谈判,第一次组阁努力破裂,要求重新选举的呼声一度高涨。默克尔也认为,如果无法实现联合组阁,与其“联盟党”孤身支撑“少数派政府”、今后在议会中事事受掣肘,不如重新大选。
另一选项是再试组阁。排除立场过“左”的左翼党和立场过“右”的德国选择党,默克尔只能转向社民党,犹豫不决的后者总算在各方劝说和内部权衡下同意进入组阁谈判,第一轮“试探性谈判”拟于1月初开始。
德国政界尽量避免用“政治危机”来形容当前困境,但也不得不承认德国政坛正处在前所未有的选择痛苦之中。
国际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欧、对德政策也给德国带来新难题。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旗帜重回贸易保守主义轨道,比如要求欧盟为北约提供防务保障交更多“份子钱”,指责德国对美国倾销产品、批评默克尔移民政策、赞赏英国“脱欧”……这一切使近70年来在国际事务上习惯了美国领导的德国突然丢掉“坐标”。默克尔和德国副总理西格马·加布里尔公开表示依赖美国的时代结束了,德国和欧洲以后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在纷繁多变的世界,独立作出选择十分艰难。加布里尔因此说,德国外交“进入了很不舒服的时代”。
姜锋说,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对外政策趋向“收缩”,欧美整体实力相对缩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期望度上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广泛冀望,中国的制度吸引力增强,这是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机遇所在。
然而,当前世界局势变化也为中国带来不少挑战。出于对西方价值体系领导地位丧失的忧虑,欧美对外政策基调从“经济竞争与合作”正逐步过渡到“制度竞争与对抗”,对华防范意识在累积;同时,全球经济失衡和发展的综合矛盾在美国“退出”过程中产生外溢效应,给中国带来更加复杂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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