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难民的“德国梦”：再难也要走下去

 　　中新社   记者：彭大伟

　　手中端着咖啡，阿玛尔用德语和记者聊起了天。

　　27岁的她衣着得体，健康活泼。除了白色头巾上一枚“流亡女性”组织徽章诉说着她的身份，她看上去几乎和德国同龄人没有任何区别。

　　而六年前，当阿玛尔逃离战乱频仍的祖国索马里来到柏林时，她不会说一句英语，更不会德语。

　　“来之前，我对德国有很高的期待，结果没想到这么艰难。”等待阿玛尔的，是整整两年挤在一处逼仄的难民营里勉强度日。

　　在这期间，她没有工作许可，无法自食其力，也不能申请德国学校。

　　为了融入，她利用这段时间学会了英语和德语，并且和难民营里的女生打成一片，“这样可以对抗乡愁”。

　　比起阿玛尔，萨玛赫和萨拉作为“新难民”的境遇要幸运许多，这对姐妹只在一个室内网球场过渡了几天后，就被送到了柏林郊区一所学校改建的难民收容所，有了单独的房间。

　　姐妹俩2015年8月从伊拉克进入土耳其，再乘小船来到希腊，最后经马其顿、匈牙利等国，28天历经艰险最终抵达德国边境城市帕绍。萨拉带着不到七岁的女儿，在到达德国前还遭到了警察的粗暴对待，“我险些就和我妹妹、女儿失散了。”

　　虽然两姐妹已经掌握了英语，但刚到德国还是彷徨不已。

　　“当时有一个德语的牌子写着‘欢迎来到德国’。”萨拉还记得，警察用英语问她们，“你们要去德国吗？我们连忙回答‘是的’，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

　　语言关只是第一步。而对于难民中的女性，她们要想生活在德国并融入社会，需要经历的考验远远超出男性难民。

　　“我自己虽然很幸运没有遭到过这样的事(性侵)，但我的几个姐妹都给我讲述了她们身边人的类似遭遇，实在是太糟糕了。”讲到这里，阿玛尔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德国有关机构亦对暴力和性侵采取了行动。管理着多间难民收容点的慈善机构发言人马蒂亚斯·诺瓦克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他们采取了一些针对暴力的惩戒措施，“对妇女和孩子动手的人，初犯会被写在一个名单上示众，屡教不改的人，我们会罚他给收容点做清洁。”

　　不过，在柏林市政府劳动、融入和妇女部国务秘书芭芭拉·洛特看来，尽管她的部门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为女性难民发放了维权知识手册和手机应用，但目前仍不能根除针对女性的侵害。

　　“我们认为着手建立女性难民专用居住场所是必要的。”她说。就在今年2月，柏林已经有了德国第一家专门为非异性恋难民开设的居住场所。

　　德国极右翼政党NPD等组织，也时常侵扰难民居住的场所。

　　“我们的窗外经常被挂上不堪入目的反难民标语。”管理着一家难民居住点的普拉萨德女士说。

　　除了安全问题，严重超负荷的难民潮也使德国政府的难民申请审批速度堪忧。无论是走是留，难民走出下一步的时间成本大大增加。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负责人韦泽日前向德国媒体透露，目前有30到40万已经在德国逗留较长时间的难民申请人还没有递交难民申请。另外还有37万份积压的难民申请。

　　“我们每个月都去社会福利局问什么时候能搬出去，我们下一步将在哪里，但一直没有答案。”萨拉说，妹妹和自己目前拿着每年续一次的容忍居留许可，不知何时方能合法地站在德国土地上。

　　尽管等待和磨砺看上去漫无止境，对于这些女性难民而言，当下的忍受是值得的。

　　“这里让我觉得自由，我可以一个人上街，也没有人指着我议论。”与在伊拉克做律师的姐姐不同，在当地大学学食品科学的萨玛赫仍戴着黑色的头巾，她希望有一天能在德国读商业管理，“还想在德国有一个家。”

　　六年过去，阿玛尔如今已完成了德国的高考(Abitur)，她一边申请大学一边打工养活自己，同时还去“流亡女性”做志愿者，帮助新来的难民，“我感到很愉快，因为我不再只是索取了。”

　　“如果留在伊拉克，我肯定没有未来。现在我每天醒来都感到充实，我想要尽快融入这里。”新生活如同美梦成真，萨玛赫唯一放不下的，是仍身在伊拉克的父母，“我很想念我妈妈，每天都和她通话，但我知道，他们年事已高，即使好多年后我能有办法把他们接来德国，他们也没法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