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 记者:李艾鑫
上个月,当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加拿大非法拘押一事发酵时,一位名叫冈特·舒赫
的德国人写了篇文章,批评美国任性的利己主义做法,没想到在
中国网络上“火”了。因长期
在华工作生活,舒赫
对中国多有了解,近日,就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问题,《环球时报》记者跟他作了交流。
舒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于200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如今在他眼中,中国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开放。接着他话锋一转:“中国官方媒体对我进行采访,对于大多数
德国人来说可能都是难以置信的。”
原来,当舒赫与周围的人分享他对中国的深入看法时,发现他们并不像他那样热情且持积极看法。“原因很多,”舒赫说,“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已经过时,尽管并非停留在鸦片战争期间,但有可能停留在1995年时的中国。”
舒赫说,中国在迅速变化,而德国人的成见依旧,比如一提到中国,德国人的思维就进入民主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对比,忧虑人权、知识产权盗窃问题、诞生于“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的廉价竞争产品等。“一个更深层次的根源是人们的不发声:私下里他们正怀着恐惧、钦佩和嫉妒的复杂心态看待中国过去40年蔚为壮观的发展。他们需要找到中国‘糟糕的方面’来获得满足感……有时,我感到一些人甚至希望看到中国失败——至少陷入衰退。”
舒赫认为,德国的媒体强化了德国人的片面看法,这些媒体被德国人普遍视为客观、独立。但他不得不说,他的亲身经历显示并非如此,即便有些媒体的报道不是“假新闻”,也是明显倒向一边、极具选择性地报道的。
当然,了解中国的德国人也有。“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到过中国,了解中国人,许多人回国后仍然想念中国,”舒赫说,“我有两个好朋友在中国工作几年后,与中国人结婚成家。与我一样,他们也为(德国人往往)对中国缺乏常识且充满
偏见感到沮丧。”
尽管对中国已经相当了解,舒赫本人依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他对《环球时报》记者举例说,在一个“计划”经济体,他曾期待中国人做出很多计划,但现实是,由于存在很多机会,中国人经常改变主意且不喜欢长远规划。“德国人喜欢说‘没有议程就不开会’,中国人却喜欢面对面开会,先建立个人信任。”
舒赫还提到,在华德企通常会组织培训项目帮助德国高管适应新环境,只是大多数项目集中在基本规则或礼仪上,远远不够用。“在尝试了14年后,我知道我(在了解中国方面)依然远非完美。但我曾为一位来中国的某项目经理的朋友提供个人培训,他说他大开眼界,事后回想觉得明白了很多经历。”
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舒赫目睹过各种各样的误解,最终认为“过度交流”很必要。他建议德中之间尽可能多地开展人际交流,比如高中生和大学生交流活动,不但能带来个人友谊,甚至能使学生家庭之间形成友好关系。“与西方人了解中国相比,中国人已经在了解西方的道路上迈出更多脚步,学习对方的语言并前往海外留学。在德国,仅有5000名高中生学习汉语。我们必须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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